清光绪年间，四川举子骆成骧因殿试策论文章具有高度的思辨性和洞察力，且文辞别具匠心而又诚恳真切，被皇帝钦点为状元。又因其一生清廉自守，“家无恒产，厨灶累空”，而被后人称为“布衣状元”。

　　骆成骧，字公骕，四川资州（今四川资中）人，1865年出生。骆成骧天资聪颖，自幼勤奋好学，9岁即就读于成都的锦江书院。当时有个叫谢泰来的同学家境与其相似，两人很合得来。一次谢泰来出了个上联：“至穷无非讨口。”“讨口”即四川方言“讨饭”。骆成骧马上很豪气地对曰：“不死总得出头！”可见其志向和决心非同一般。骆成骧14岁参加州试，试卷得到知州和主考官的赞许，“特置首选”，被评为第一。

　　后来，骆成骧入成都尊经书院深造，他焚膏继晷，力学笃行，成绩十分优异，得到书院主讲、经学家、文学家王闿运的赏识。1893年，28岁的骆成骧在四川乡试中名列第三，翌年入京会试而落第，于是在京城勤工俭学，一边教书，一边备考。

　　1895年，骆成骧参加乙未科会试成绩名列前茅。5月12日，光绪帝临轩问策，以选良才。此时的光绪帝因内忧外患而焦头烂额。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光绪帝如同傀儡，官员贪腐奢靡，甲午海战北洋舰队全军覆灭。就在此前25天的4月17日，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在北京应试的举子们群情激奋，５月２日，康有为联合在北京会试的1300多名举子联名上书光绪帝，史称“公车上书”。内外交困的光绪帝想在这次科举考试中发现贤能之才和自强良策，他在亲自拟定的策论试题中，提及军事、财政、节俭、农业等问题。

　　骆成骧是公车上书成员之一，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一直在其心中燃烧，在策论开头，他就慷慨激昂地写道：“臣闻殷忧，所以启圣，故盛世不妨有水旱之灾，直言所以竭忠，故诤臣不必避斧钺之罪。”他决心冒着杀头的危险，也要大胆直言、直抒胸臆。骆成骧接着说：“钦惟皇帝陛下，夙承大业，日慎一日，近以时势多艰，人才孔亟，诏书勤勤恳恳，举治兵、会计、节俭、农事诸大政，期与臣等图之。又复诏以直言无隐。传曰，主忧臣辱，主辱臣死，此即臣发愤忘死之日也，何敢拘牵成格，不为我陛下陈之？”其赤诚报国之心日月可鉴，天地可昭。骆成骧热血沸腾、慷慨陈词，洋洋洒洒1700余字一气呵成，就“兵政、会计、节俭、农事”四个方面的问题作答，引经据典，深入浅出，远溯尧舜禹、汉唐宋明之古典古训，近引清朝顺治、康熙、乾隆皇帝成就盛世之举措，痛斥当前弊病，指出要害，提出解决方案。

　　光绪帝在阅读骆成骧的策论时，顿有振聋发聩之感，不禁拍案叫绝：其文章文采飞扬，分析鞭辟入里，论据充分有利，“言词异切，文句恳诚，辨理精微”，尤其是“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八字令光绪帝深为感动。激动万分的光绪帝朱笔一挥，将骆成骧钦点为“第一甲第一名”。

　　骆成骧中状元后，曾任翰林院修撰、京师大学堂（北大前身）藏书楼提调、国史馆纂修等职。1906年，骆成骧被公派赴日留学考察宪政，1908年回国，主持桂林法政学堂，任山西提学使。辛亥革命后，骆成骧回到四川成都，任四川省议会议长。他坚持节操，袁世凯复辟帝制拉拢其出任川滇黔三省筹安会会长，被他严词拒绝。

　　骆成骧一生坦荡磊落，节操高雅，俭以养廉。在骆成骧中状元后，有人想出资在他老家修建一座状元府，被他婉言谢绝。他在山西为官时，把为孔家书写香火牌位的酬金一千两白银，全部用于学政，奖励学绩优良的生员。他的学生、四川督军陈宦曾赠给他4000元，他却将钱交给四川高等学校充为教育经费。骆成骧曾在资中重龙山“三贤祠”设馆教读，生活起居非常简朴，前来视察的地方官员问道：“状元何清苦如此？”他答曰：“门生有此足矣！”骆成骧晚年力倡“强国强种”，主持成立了四川省武士总会。他还将自己撰写碑文的稿酬捐献出来，并募集资金，在少城公园内建立国术馆，为提倡武术强身作出了很大贡献。

　　1926年，骆成骧病逝于成都，在地方人士的资助下，才得以归葬资中故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