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0年代初期以降，以余秋雨《文化苦旅》为代表的文化大散文，形成了一种以历史钩沉、文明叩问与士人心史为经纬的写作风格，并且影响深远。此类作品往往以肃穆的面孔，携带着颇为沉重的历史使命感与文化忧思，行旅间多有兴废感喟、人文反思的“苦”味。姜明的散文集《八千年的凝视》（四川人民出版社2025年12月出版）提供了另一种鲜明的审美向度与写作姿态。全书以巴蜀大地为舞台，以汉字、草堂、蜀道、苏东坡、薛涛、三星堆等核心文化符号为经纬，构建了一场从容愉悦、深情而睿智的“文化乐游”或者说“文化悦行”。他没有采用“居高临下”的宏大史观与悲情叙事，而是以观者之行、文人之眼、学者之思的交叠，深入所生活地方的文化肌理，在个体生命经验与文化记忆的互动中，形成了对巴蜀文脉的沉浸式游观、创造性凝视与美学的重构创生。

　　与许多文化散文将地方视为诠释宏大历史的注脚不同，姜明在《八千年的凝视》中则是将地方性小传统作为其认知与书写的方法。这里的“小传统”，并非指人类学意义上的底层文化传统，或者价值上的“小”，而是指其扎根于具体地域、日常生活与个人生命体验的书写路径。姜明不是以抽离的、全景式的视角俯瞰巴蜀文明，而是以其三十余年在川生活的轨迹为线索，将宏大的文化符号逐一内化为个人生命地理的坐标。

　　最典型的莫过于《我的草堂》：草堂不仅是属于杜甫的、国家的、民族的文物古迹，更是“我的”。这种归属感源于作者与草堂长达数十年的生命交织——工作单位在草堂对面，第一个家安在草堂边上，人生重要抉择在此萌发，乃至最终安居之处仍与草堂遥望。草堂的雪、荷、竹、碑，不仅仅是杜诗中的意象，更是作者青春记忆的载体、中年心境的映照与精神归宿的象征。他写1992年与同事在草堂雪中狂欢，写蜗居时遥望草堂获得的慰藉，写搬家后才发现自家阳台竟能望见“窗含西岭”的景致，顿悟自己始终“生活在杜公的阴泽之下”。这种写法，将杜甫与草堂从凝固的圣像中解放出来，植回成都的街巷、气候与市井生活之中，文化传承因而呈现出一种芳邻融洽般的亲切与日常浸润般的自然。

　　《苏东坡的家国》虽追溯东坡一生宦游，但其锚点始终系于眉山三苏祠。姜明不惜以大量笔墨细写祠中的银杏、黄桷、古井、木假山、荔枝树根化石以及楹联碑刻，这些风物不仅是背景，更是与苏轼精神对话的媒介。通过对“三棵树”“并蒂丹荔”等物的解读，苏氏父子的家风、文脉与命运以一种可触可感的方式呈现。他穿插自己与老师、友人游访三苏祠的往事，将个人成长、师友情谊与对东坡的理解融为一体。地方性知识在这里，首先表现为对“此地”风物的精微体察，继而升华为通过“此身”经历与“此心”感悟，实现对文化巨人精神世界的贴近与共鸣。

　　这种以“我”之所在、所历、所感为方法的地方叙事，使得全书避免了平庸的文史散文常有的导游图式陈列或教科书式解说。无论是写薛涛与望江楼的梅花、竹影，还是写三星堆引发的震撼与困惑，作者始终在场，其视角是平视的、交融的、体验性的。文化不再是外在于生命的元素，而是内化于呼吸之间的血脉，从而让历史文化拥有了个体的温度与细节的丰盈。

　　如同标题所显示的，《八千年的凝视》的核心动作在于“凝视”。这并非被动、静观的看，而是一种主动的、充满对话欲望的文化激活行为。在成都博物馆“汉字中国”特展上，作者与贾湖遗址龟甲上一只“八千年前的眼睛”相遇并对视。这一极具象征性的场景，显示了姜明处理文化记忆的方式：穿越时光的隔阂，寻求与先民精神的直接照面与对话。

　　“凝视”意味着深度的解读与情感的投注。面对甲骨文、金文、秦诏版、兰亭序、颜勤礼碑，作者不止于介绍其考古与艺术价值，更致力于揣摩书写者当时的心境：王懿荣发现甲骨文时的“惊喜而仁慈”，颜真卿书写时的“恭虔之心”，苏轼暮年书写《柳州罗池庙碑》时向柳宗元“学习做贬臣”的自我确认。通过这种同情之理解，冰冷的文物被还原为有温度的生命瞬间，历史记忆从而被激活，成为可与当代人心灵共振的精神资源。

　　这种激活导向“创生”——文化记忆不是原封不动的复现，而是在当代语境下的再阐释与再创造。在《为什么人人都爱苏东坡？》中，姜明不仅罗列东坡的才华与事迹，更以现代人的心理解析其乐天人格、生活情趣与逆境中的智慧，最终提炼出东坡作为“中国好男人”的形象。这使得苏东坡脱离了单纯的文学史范畴，成为某种蕴含安顿身心意味的人格典范。同样，写薛涛，他既同情其情路坎坷，更着力彰显其作为发明家、艺术家、社会活动家的独立价值与成就，完成了对这位唐代才女形象的现代重塑与价值升华。

　　对三星堆的书写尤为典型。作者坦言三星堆是其“心魔”，因其“超越人类想象力”的神秘性构成了理解的障碍。然而，他并未陷入不可知论的玄谈，而是试图以“美神”“艺术宝藏”的视角对其进行审美转化，赞叹其“嚣张”之美学、野性的文明，甚至将其与莫高窟、现代主义艺术相类比。他提出“三星堆时间”这一说法，将青铜神树解读为古蜀人宇宙观与时间观的物质凝结。这种解读未必是考古学的定论，却是文学性的创造，以一种充满想象力的方式，将三星堆从扑朔迷离的考古谜题，转化为可被感知、可引发沉思的意象。

　　这部长篇散文集因此不仅是一次对巴蜀文化的回望，更是一本关于如何与自身文化传统相处、如何从中获得生命滋养的当代启示。用一句时新的话来说，这实际上是一种文化遗产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