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北京春季艺术品拍卖会上，出现了一张康熙皇帝1716年发去欧洲的谕令，内容是寻找他派去罗马多年而杳无音讯的洋钦差。这份谕令呈朱红色，历史上又称“红票”。因正史中没有记载，红票的来历一直成谜。康熙为何会派西洋传教士做钦差？派他们到欧洲去所为何事？

　　本书以红票作为叙事切入点，抽丝剥茧，围绕清初皇室特别是康熙帝与汤若望、南怀仁为代表的北京传教士群体之间的互动，抉出了一段中国与西洋深度接触的往事。

　　进入中国的西洋传教士，与中国各阶层有着广泛的接触，上至皇帝高官、下至贩夫走卒，他们的交往交织着文化碰撞与私人恩怨，纠缠着国际竞争与内闱宫斗。

　　作者精读中西文献，细加论证，在诸如清初历狱、中西礼仪之争、雍正禁教等热点问题上均有原创性见解，并对流传已久的“闭关锁国”“朝贡体系”“文明冲突”等历史论调提出了质疑，是一本学术性与通俗性兼具的佳作。

　　孙立天博士讲述他从发现问题到学术论证、“从论文到书”的研究和写作过程。在作博士论文时，对内务府特殊性的认识，让他对一张传教信票心生疑问：传教士和康熙之间是否存在主奴关系？论文最大的难点是寻根究底，找到传教士进入内务府的源头。转写为面向学者的英文专著时，他重点考虑如何发挥这一观点的学术价值：对于中西交往历史，它有助于考察传教士在清初兴衰的原因；对于清史，则可以丰富人们对清初皇权运作的理解。而中文著作则旨在向大众读者普及这一学术观点，使之成为一种历史新知，通过易读好看的故事，让读者感受到清初中国是处于全球化联系之中的，又以传教士视角展现清史中人物的另一面。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邹怡副教授认为，本书可以极大转变人们对康熙和传教士关系的认识，论证这一点需要许多满文材料和拉丁文材料的支撑。书中诸多细节如接待俄罗斯使团、康熙晚年的禁令、康熙的全球眼光等，冲击了“闭关锁国”“文明冲突”等大而化之的传统观念，进而对许多所谓历史定论构成了挑战。本书叙事不落理论窠臼，而是以故事和细节服人，令人读来耳目一新。

　　复旦大学历史系张翔教授认为，孙立天的历史学基本功扎实，对史料的研读很下功夫，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敏锐地发现了一个好题目。历史书写讲究材料引证，能够同时写得引人入胜，殊为不易，本书作为一个写作范例，对国内学者应有启发意义。此外，书中仍有可进一步扩展之处，如东西文化的冲突、传教士对中国的渐进性影响、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落后一个世纪的原因剖析。如读完能引发读者进一步的思考，本书就实现了它更大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