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人口发展是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事，必须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对于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进程来说，人口问题始终是一个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是总体国家安全不可忽视的因素。总体国家安全观代表着党中央对新时期国家安全问题的全新认识。保证国家安全，需要做好维护安全和塑造安全的统筹工作，不仅要具备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更要具备塑造国家安全的主动意识，防范化解潜在风险。从国家安全角度看，人口问题和人口安全是两个概念。人口问题在任何社会都存在，虽能够产生一定影响，但通常达不到国家安全的层面。只有相关问题突破临界值，对国家良性运行产生持续性的负面影响，才上升为人口安全问题。

　　当下，人口负增长引发了人们广泛讨论，但更值得关注的则是数量减少背后的人口结构调整。根据数据，我国仍然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人口综合素质稳步提升，性别结构得到改善，城镇化水平持续提高，人口发展红利仍然存在。同时，在社会长足发展、生育理念转变和医卫水平提升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基本上已经完成了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过渡的人口转变进程。形成了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和大规模空间迁移这三个人口结构变迁趋势。

　　正确认识我国人口发展新形势，要辩证看待人口结构变迁。一方面，高龄化与少子化已成为中国人口结构变迁的驱动力，而这两个指标往往与经济社会进步到更高水平密切相关。反映出我国在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高全民受教育水平、促进人们生活方式改善、生活质量提升等方面成果显著。另一方面，人口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经由人口增长对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压力转向人口结构与社会经济结构相适应的矛盾。人口结构纺锤化发展的事实如果持续加深，必将对国家安全产生实质性影响。在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审视中国人口安全问题及其背后的人口结构变迁趋势，是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也是构建完整的国家安全体系的生动体现。

　　一、人口结构变迁对国家安全的影响

　　作为非传统安全领域的人口因素，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并不表现为表面上的现实紧迫性，可一旦出现问题，可能危害会更大。目前，人口结构变迁对国家安全并未产生实质影响。但相应的间接效应，即现有的资源供需、治理能力、诉求格局、思想观念逐渐与人口结构偏离，与之相关的社会性结构问题随之出现，仍然需要从国家安全的视角予以重视。

　　首先，加剧资源供需张力。人口结构变迁是对相关资源供需格局的调整。妥善处理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和人口向大城市迁移所产生的社会问题，对资源的供给与分配都提出了较高要求。具体来看，“未富先老”的压力使财政支出与老龄社会需求之间形成一定张力。青年比重不高且逐年下降，但绝对数量大且集中分布，对教育、就业、住房、医疗、政治参与等各种资源提出了巨量要求。而这些资源同样是以进城农民工为主体的流动人口所需求的。可见，人口结构变迁会在整体上形成一定的财政风险，且不同主体间也面临公共资源竞争。如何在社会资源相对有限的情况下满足及平衡不同人群的需求，是一个巨大考验。

　　其次，挑战基层治理水平。一方面，人口迁出和老龄化共振容易出现基层治理空心化，基层民主政治面临参与主体弱化的挑战。这一问题，在农村地区较为普遍。大量青壮年向城镇转移，农村成为中国实质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农村老年人对村务较为关心但参与能力受限，影响支撑乡村治理的人力资源供给。类似情况在城市社区也有发生。另一方面，人口迁入和青年人口城市集中共振使城市过度膨胀。人口流动会增加治理事务，产生一定的负外部性，但基层治理力量可能并未同比例配套，导致与管辖人口规模不匹配，制约管理与服务的有效性。还存在流动人口的大城市偏好与落户政策的小城市导向之间的矛盾，制约着市民化发展和城市化质量。另外，养老问题，尤其是高龄老人养护问题，一直是基层治理的薄弱环节。囿于社会发育仍然不够充分，能够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的社会组织相对较少，多主体多层次的养老格局尚未完全构建，相对碎片化的治理模式在应对老龄化快速发展时显得吃力。

　　二、国家安全视角下应对人口结构变迁的思考

　　面对新的人口发展形势，必须掌握战略主动权，应把人口高质量发展同总体国家安全紧密结合，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予以正面回应。

　　第一，充分认识人口结构变迁的基础性和规律性，作为相关政策制定的基本出发点。重视人口结构变迁的主导性作用，提升人口优化政策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总体国家安全中的地位。需充分认识到，前文所述人口结构变迁趋势将长期存在，且各个表现形式并不冲突，甚至互相促进。比如，人口流动是形成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重要原因，而以青壮年为主的人口流动则会分别加剧流出地和流入地的老龄化和青年人口局部集中问题。这就需要着力推进优化人口发展战略的系统化、整体化和差异化，加快基本制度框架的顶层设计，有效应对人口结构变迁多元模式共振的挑战。

　　第二，立足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人口结构变迁是社会发展状况的映象。社会发展对人们的生育和养老观念、就业选择、医疗卫生条件等因素产生影响，并作用于人口结构。中国人口结构变迁的趋势和动力很大程度上源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实。比如，生育率较低与社会保障不够充分有直接关系，人口大规模迁移和区域人口增减分化，也是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的结果。所以，要解决人口结构失衡问题，需要在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的过程中破解社会保障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以高质量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第三，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着眼长期制度建设。应该认识到，中国的人口结构问题是“等不得，也急不得”的问题。等不得，是因为人口结构变迁趋势多元共振，使社会各个方面都承受较大的人口变迁压力，对财政形成了一定的风险，对国家安全有所冲击但可控，并未对政治进程构成明显影响但存在隐患。而急不得，源于“我国正处在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不能做超越阶段的事情”。一方面，特定人口结构的形成与改变都是一个漫长过程，相关引导政策需要时间的积累才能发挥作用，稳定性比较重要。另一方面，破解不平衡是对利益格局的挑战，破解不充分的同时更要尊重发展不充分的现实，要实事求是地制定社会保障制度，调配与人口结构和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资源格局。这就要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始终保持政治定力，既要向特殊利益开刀，也要打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从中国人民和整个国家长远发展出发，推动和促进各项改革，多措并举促进新时代人口发展工作。

　　（作者为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师资博士后，南开大学国家安全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