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先生曾戏称他是天津日报社的“二副”——副刊科的副科长。用他一篇随笔的题目说，这也是他的“位置和价值”。对办好副刊，他写过几篇具有指导意义的辟栏说明、改进要点和启事，从办刊方针上提出“文艺周刊”和其他文艺副刊专版的要求，体现了他的编辑思想，决定了《天津日报》副刊在京津冀乃至全国文学界的影响力。天津因在地理空间上近临北京和河北，有几年又曾是河北省省会所在地，所以创刊后的《天津日报》就有覆盖三地的副刊，而副刊创刊号的重点作品是刘白羽的特写《光明照耀着沈阳》（转载）。区域性的“文艺周刊”，作为纯文学园地，曾先后培育出好几位全国知名的作家，早已成为文坛佳话。

　　报纸有副刊并形成自身的独家面貌和“卖点”，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传统。副刊成为发表新文学作品的园地，许多著名作家、诗人，正是从报纸副刊开始登上文坛的。

　　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发表在《晨报副刊》，小说的第一章刊于“开心话”栏目。从副刊编辑的志趣看，这个栏目发表的是娱乐性、消遣性的小说，是供人茶余饭后开心的闲书。《阿Q正传》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奠基意义，小说内涵的文学革命飓风，以及对国民品性的批判精神等，当时的编者还没看出来；但是，在第一章见报后，《晨报副刊》的编者觉察到文本的分量，将后续章节从“开心话”转到“新文艺”和“文艺”栏目进行连载，震动京华，甚至有读者按小说中的虚构人物对号入座。沈从文早期的作品，也是发表在《晨报副刊》，并引起任教于北京大学的学者林宰平的注意，随即发表评论，赞赏青年沈从文的文学天才。诗人徐志摩在接编《晨报副刊》后，频频发表沈从文的作品，并以编者的名义为其作品叫好。报纸副刊发现了优秀的作者；优秀的作者吸引了副刊读者。对初学写作者来说，编者的肯定增强了作者的信心，并建立起作者和编者之间真诚的友谊。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不幸遇空难去世，沈从文专程从青岛赶到济南悼别，不能不说是抱着知遇之恩。

　　新中国成立后，从中央到地方的报纸普遍重视并发展文学副刊。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前期，主管宣传和新闻出版工作的胡乔木同志对办好副刊提出许多要求，具体到要求《人民日报》多发表杂文，指出杂文在这个时代应有的倾向性以及作者的情绪对读者的影响。他对报社领导发表内行意见，自己也带头写杂文，还给报社编辑部介绍作者。从《胡乔木文集》和《乔木文丛》可以看到，他以极浓厚的兴趣关注副刊，仔细读副刊作品；发现错别字还要及时指出。这个时期，各家报纸副刊发表的作品，有的成为作家的成名作，如李准的《不能走那条路》发表在《河南日报》副刊；特别是杨朔、秦牧、邓拓等作家的散文作品，风靡一时，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展现了时代的表情，创造了新的散文文体。

　　作为报纸的有机组成部分，优美、耐读的副刊作品延长了报纸的寿命，名家名作更给报纸带来声誉。在信息相对落后的年代，尤其是经过社会长期动乱后，发表在报纸副刊上的一篇作品，甚至能成为政治晴雨表。1977年5月，巴金先生在《文汇报》副刊发表《一封信》，文学界奔走相告，全国读者都为之感奋，叶圣陶先生读后写诗：“今春文汇刊书翰，识与不识众口传。”在某个历史时期，副刊能成为舆论高地和作家亮相的舞台，读者能从作者文章里发现新闻，感受到时代的脉搏——研究现当代中国新闻史，报纸副刊本来就具备此功能，仔细看，是能看出清晰脉络的。

　　进入信息化时代，人们获得信息的渠道，从过去的广播电视报纸升级到人人一部智能手机，掌上阅读即可知道天下大事。我是常年读报的人，每天收到几份报纸，不由自主地先从后面的副刊翻起，看看有没有可读的文章；因为我首先关心的国内外大事，已经在手机上看到了。从副刊读起，就像开盲盒一样带着期待。根据我这个忠实读者的读报心理，我建议报纸务必重视副刊的地位和作用，务必从副刊阵地巩固和发展报纸的特色。从副刊稳住读者，以副刊赢得更多的读者。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