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丰三年（1080），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至黄州（今湖北黄冈），任团练副使。这一职务并无实权，苏轼得以时常外出游历，便有了与“马”的一段缘。
初到黄州，苏轼生计困顿。宋元丰四年（1081）二月，俸薪断绝，生活更是难以为继。黄州知州徐君猷见状，将城东荒坡上的五十亩地划拨给他，这里曾是旧营废地。苏轼常带着全家老小去耕种，终于吃上了饱饭。因这块城东的坡地，苏轼才自号“东坡居士”。
劳作非常辛苦，苏东坡曾在诗中感慨：云雾凄迷、春雨蒙蒙，青翠的秧苗整整齐齐，叹妻儿们在泥水中劳作，从早忙到晚。劳作时，腰弯得像箜篌（一种弦乐器），头低得如同鸡啄米，人累得浑身筋骨酸痛。
其间，苏东坡有一次游历到黄州邻近的武昌（今湖北鄂州），看到当地很多农夫骑一种名为“秧马”的农具拔秧，他大为惊叹。秧马是桐木做的，很轻巧，单手就能提起来。它腹部像小船，头尾高高翘起。人坐在秧马上，两脚代替马的四蹄，行于田中，轻快如水鸟。秧马上还可放置捆好的秧苗，一天能拔秧上千畦（田中划分的小块为畦），与弯腰驼背辛苦劳作的人相比，实在是安逸多了。
于是，苏东坡也用上了“秧马”，并写下“我有桐马手自提”的诗句。
十年后，即宋绍圣元年（1094）六月，苏东坡再次被贬至惠州。八月南迁赴任途中，经过江西泰和（今属吉安）时，特意拜访曾做过彭泽县令、后辞官归乡的曾安止。曾安止在任上体察民情，重视发展农业，尤其喜欢研究农作物。此时，他拿出自己所著农书《禾谱》，请苏东坡看。苏东坡认为“文既温雅，事亦翔实”，可惜有所缺，没记载耕作器具。他联想到曾见过的“秧马”，深感这类农具的民生价值，便作《秧马歌（并引）》：
予昔游武昌，见农夫皆骑秧马，以榆枣为腹欲其滑，以楸桐为背欲其轻，腹如小舟，昂其首尾，背如覆瓦，以便两髀，雀跃于泥中，系束藁其首以缚秧。日行千畦，较之伛偻而作者，劳佚相绝矣……
我有桐马手自提，头尻轩昂腹胁低。
背如覆瓦去角圭，以我两足为四蹄。
耸踊滑汰如凫鹥，纤纤束藁亦可赍。
……
一首《秧马歌》，不仅是对一件农具的深情记录，更是一位士大夫对民间疾苦的悲悯与关怀。
“秧马”，此为我所述宋朝的第一匹“马”。
南宋朝廷所需军马，很大一部分来自川秦地区（今四川、陕西一带），翻越巴山、秦岭，运输至临安及江淮各地军营。因穿行于崇山峻岭之间，山道崎岖，路途遥远，马匹蹄铁严重磨损，又因长时间处于饥渴劳顿状态，运输途中军马死亡率居高不下。
宋孝宗乾道元年（1165），四川宣抚使吴璘提出一个解决方案：军马运输由陆路改走长江水道。每五十匹马编为一纲，分载特造的木船上，每船配备三十余名熟练船工，分别从广元（利州）、合川（合州）出发，顺嘉陵江进入长江后东下。朝廷成批运送大宗物资称“纲运”，按品种分为“盐纲”“茶纲”“木纲”“花石纲”等。军马运输便称之“马纲”。
孝宗皇帝欣喜不已，当即下诏批准。殊不知，船只在长江上容易触礁翻沉，人马时常溺水而亡，军马损失更大。长江的水运的困境远比陆路严峻。
此时，温州乐清（今浙江省乐清市）人王十朋担任夔州知州，接连三次上疏朝廷：《夔州论马纲状》《再论马纲状》《三论马纲状》，极力反对水路马纲。
王十朋在《夔州论马纲状》中痛陈：我上任来到三峡一带，当地居民十分贫穷，面带菜色，衣不蔽体。马纲所需造船费、船工工钱和口粮钱、马饲料款等，每年需十五六万贯，而本州财赋年收入不到二十万贯，上缴国税和开支官兵俸禄等，基本持平，哪有多余的钱承担“马纲”费用？必定取之于民，夔州百姓这么贫穷，又怎么再拿得出来？况且瞿塘峡、滟滪堆非常凶险，三峡中又有二十多个恶滩，水流湍急，泡漩翻滚，军马从没见过这阵势，必然受惊，致使运输船只翻沉。再有，马纲全年累计需船工一万八千工，夔州在册船工却不到四五百。
很快，王十朋收到宋孝宗皇帝的回复：“马政”非常重要，船工全用厢禁军担任，再由吴璘的正规军配合，不会向百姓摊派。王十朋知道皇帝没了解实情，只能再奏《再论马纲状》：川江是天下最凶险的河流，其中三峡险滩密布稠如竹节。这里的百姓世代生长在水边，非常熟悉水性，船技可以说出神入化，即便如此，仍难免时有船毁人亡的灾难发生。而那些士兵生活在军营，不熟悉水性，强令他们驾船，必然会触礁翻沉，人马都将丧命。吴璘的正规军又全是西北人，也不擅长驾船，派来也于事无补。
王十朋的恳切陈词，得到朝中多位大臣的支持。因实际运行中，水路马纲死去的军马比陆路还多，便自然告停。但朝廷仍有个别官员认为，军马还是走水路方便。王十朋担心反复，夔州百姓又遭苦难，所以第三次上奏《三论马纲状》，请求朝廷正式下文彻底废止。
宋乾道二年（1166）十二月初八，朝廷终于下诏：废止长江水路马纲，恢复陆路运马。同时，还下令减免受难各州的赋税。
此番“三论马纲”，是我要说的宋朝另一匹“马”——“父母官”王十朋力谏朝廷，可称为民请命的“爱民马”。
一“马”在田，解农人拔秧之苦；一“马”在途，止朝廷运马之弊。这就是宋朝的“两匹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