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李先生反映，连日来，数百人聚集在宝坻区潮白新河鲁文庄段沿线捕捞红虫。红虫的市场价格每公斤50元，每人每日现场捕捞可达10公斤。无成本捕捞获利颇丰，掠夺式捕捞严重威胁着潮白新河的生态平衡。市民希望职能部门尽快出手挽救潮白新河生态，职能部门的答复是：“机械捕捞能管，人工捕捞管不了。”

　　现场：

　　百余人砸坑挖泥筛红虫

　　“在潮白新河捕捞红虫有人管吗？你们看看，好好的河道都被挖成什么样子了？”李先生反映之后，1月14日11时，记者驱车来到潮白新河鲁文庄段左堤。

　　以唐廊线为界，驶入左堤道路，前行几百米，就看到靠近堤岸的冰层上遍布着密密麻麻的冰洞，大的直径可达两米多。每个洞周围翻搅出大量黑褐色的淤泥，夹杂着一些垃圾，在低温中冻结成团，斑驳杂乱地堆在冰面上。整片冰带看起来犹如被粗暴翻耕后又重新冻结的土地。

　　沿堤岸继续前行约一公里，冰面上“热闹”起来，成群的捕捞者穿着橡胶下水裤，守在冰面上的一个个大洞前。他们手持铁铲，奋力在洞内戳刺、翻搅，待淤泥松动，便将长竿渔网深入水下，捞起满满一兜黑泥倒入筛子，随着筛子在水里一遍遍摇晃、冲刷，泥浆渐渐沥尽，筛底露出密集蠕动的红虫。每个捕捞者身边都摆着两三个盛放红虫的大盆。

　　调查：

　　靠潮白新河吃饭 一天能挣四五百元

　　“大哥，你们这是干什么呢？”记者上前询问。“捞红虫子！”一位忙得满头热气的中年男子直起身，喘着气回答。男子自称是附近村民，从河面结冰起，几乎天天来。“一天下来，差不多能捞个十来公斤。”他说，红虫价格随行就市，“最高卖过50块钱1公斤，便宜时大概36块钱1公斤。”一旁同村的一位大姐插话道：“就指着潮白新河吃饭呢，一天能挣四五百元。”

　　“都是辛苦钱。”男子用沾满泥渍的袖子抹了把脸，“你想想水底下有多冷，橡胶裤里头就一条棉裤，上衣不敢穿厚，不然弯不下腰。”

　　交谈中，男子还透露，眼下这“机会”难得——只有等到河面封冻，那些更有效率的专业捕捞船无法出航时，他们这些靠手工的人才敢上冰。“没结冰的时候，夜里常有船出来捞，那种船贵，一晚上能捞上万斤。现在船下不来，才轮到我们。”

　　记者继续沿左堤前行，发现捕捞者的身影在数公里长的堤岸旁断续相连。有人独自埋头苦干，也有三五人组成小队分工协作。规模最大的一伙人周围，密密麻麻摆放着十余个蓝色圆盆。整片冰面被蹂躏得千疮百孔，不少洞口在往外冒水，冰面显得十分脆弱。

　　“太危险了！我亲眼见过有人正捞着虫，冰面一下子裂开，整个人掉下去了。”一位村民心有余悸地指着冰面，“幸亏旁边人多，七手八脚给拽上来了。窟窿越掏越多，保不齐哪天要出大事。”

　　一位刚结束捕捞、正收拾工具的中年男子告诉记者，“早上9点就到了，开了50多分钟车。捞了十来公斤，又冷又饿，得回去了。”当被问及现场人数时，他摇头道：“今儿这算少的。昨天，冰面上人挤人，想找块空地落脚都难。”男子坦言知道捕捞红虫不合规，“去年管得严，今年没人管，大伙儿就都出来了。”

　　问题：

　　大量捕捞红虫破坏水体生态平衡

　　红虫究竟是什么？为何会吸引如此多人冒险捕捞？天津科技大学海洋与环境学院徐文喆副教授介绍，红虫是摇蚊的幼虫，主要用作鱼饲料或钓饵。它在淡水生态中作用关键，能分解有机物、为鱼类、水鸟提供食物、改善底泥环境，并可作为水体健康的指示生物。大规模捕捞会破坏这种平衡，导致底栖生物群落失衡，削弱水体的自净能力，甚至可能加速富营养化与污染扩散。

　　天津市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也指出，捕捞过程中翻搅底泥、筛虫回填的做法，会直接扰动河床，导致沉积物悬浮，对水质造成不良影响。

　　执法困局：

　　机械捕捞能罚 人工捕捞没法管

　　投诉者李先生告诉记者，他已多次通过天津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政民零距离”栏目反映该问题，但始终未得到有效解决。1月18日是周日，他发现潮白新河上捕捞红虫的规模达到空前程度，遂报警。“民警说这事归渔政管，可渔政执法人员又说他们管不了。”李先生十分不解，如此大规模破坏河道生态的行为，为何陷入“谁都管不了”的困境？

　　记者随后联系宝坻区政府。经核实，此事监管职责属于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该支队相关负责人解释，执法行动面临现实法律瓶颈，红虫在法律上未被明确列为“水产品”，故难以适用非法捕捞水产品罪进行执法管理。目前，对使用船只的机械捕捞行为，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无证捕捞的条款进行处罚，但惩处力度有限——去年该区办结的14起同类案件，每起仅罚款2000元，震慑效果明显不足。而对于人工捕捞，因捕捞者使用的筛子、铁锨等工具不属于法定“专用渔具”，加之天津市尚未出台内陆水域禁用渔具目录，在非禁渔期内难以直接认定其违法。此外，虽然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对生态环境损害行为提出索赔，但个人日捕捞量通常仅一二十斤，远达不到启动索赔的损害门槛，导致该条款在实践中难以适用。“对于人工捕捞行为，目前我们只能联合属地街镇进行劝阻，缺乏强制执法的有效手段。”

　　专家：

　　禁用名录难出台 综合治理不容缓

　　天津市农业农村委员会曾推进《天津市内陆水域禁用渔具名录》的制定工作，计划将捕捞红虫使用的拖曳泵吸耙刺等工具列为禁用渔具，由于缺乏直接、明确的上位法依据，该名录在后续司法审核环节未能获得通过。面对当前日益突出、规模持续扩大的人工捕捞乱象，具体治理措施与执法路径仍有待进一步明确和落实。

　　对此，南开大学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研究院秘书长翟磊提出，治理大规模捕捞红虫乱象，需从三方面系统施策：压实属地责任，加强常态化巡查与宣传引导，实现源头管控；完善制度保障，应尽快制定地方禁用渔具名录，优化处罚与生态赔偿机制，科学划定禁捕区域，构建长效监管与生态修复体系；健全跨部门协同机制，建议由属地政府部门牵头，统筹协调农业、水务、公安、生态环境、应急管理及街镇等多方力量，并由市场监管部门对红虫收购、销售链条开展溯源查处，阻断非法利益链条。通过综合治理，切实维护河道生态与公共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