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底，我调到天津日报社当记者，报社就在鞍山道上，离劝业场不远。刚好劝业场二楼的天祥旧书店恢复营业，我的淘书主战场也就到了天祥。天祥是津门旧书业的核心地带，历史悠久，名气也大。我很喜欢那里的气息，带着旧书特有的那种淡淡的纸霉味儿。人们在这里闲聊着，寻觅着，这种氛围在劝业场人流熙攘、叫卖声喧的大环境中，可谓闹中取静，别有洞天。

　　关于天祥的回忆实在是太丰富了，至今我书架上那些于上世纪80年代购入的旧书，大多就来自天祥。我的第一部《史记》是在天祥的古籍书店里“凑齐”的。我最初在店里看到的《史记》只有三册，分别是第三、第六和第八册，而这部1959年由中华书局点校初版、上世纪80年代初重印的《史记》共有十册。当我把那三本零册交到收银台时，那位老店员翻了翻说：“小伙子，这书不全呀！”我不无遗憾地说：“是啊，我找了半天，只有这三册。没办法，先买下吧，以后再凑齐。”老店员说：“你个人要凑齐十册，不易。这样吧——”他冲着里边招呼道：“王姐，这小伙子想买套《史记》，咱这儿不全，你想法儿给他凑齐了吧！”那位王姐40岁出头，一只眼睛略有斜视，这是我对她记得最牢的一个特征。她爽快地答应老者的“指令”，转脸问我一句：“书找齐了怎么找你？”我把单位的电话号码告诉她，她略显惊讶地说：“呀，你在天津日报社工作？干吗的？”我说当记者，她更惊讶了，“这么年轻就是记者啦？不简单呀！”我有点不好意思：“刚去，刚干，还没干好呢！”那老店员闻听也插上话来：“我就说嘛，小伙子一进门，我就觉着有点意思。年轻人有出息，就得多看书。以后你常来，保准有好东西等着你！”

　　这一幕给我留下的印象如此之深，以至于30多年后还津津乐道，这类事情已被打上深深的时代烙印——只有在那个时代才会引发那些对话，店员和读者之间才会如此心心相印。不到一周，王姐的电话打来了，说书已经凑齐了。我骑着自行车飞奔而至。那位老店员告诉我，为这十册书，王姐跑到总店库房去找，还去了门市去找，一直凑不齐。今天上午正好来了个卖旧书的，里边也有几册，这不，齐活啦！我翻看着这套《史记》，高兴得不知说啥好，当即提出按照原定价交足书款。王姐笑着瞥了一下那位老者，“问问我们头儿，看他收你多少钱。”那老者不假思索地说，按老规矩办，五折卖给你啦！当我提着包装得整整齐齐的书袋离开天祥时，兴奋之余，竟然涌起几分感动。我知道，我与天祥的书缘从此再也解不开了。

　　还有一回去天祥古旧书店，看到架上赫然摆着一套《全唐诗》，除了第一册有些磨损外，基本上是八成新。这是我梦寐以求的书啊！可一询价格，我的心顿时凉了半截儿：全套25册，定价为58.5元，按店里最优惠的规定打六折之后，尚需35元。我当时月工资只有37元，抚书而叹，无可奈何。这时王姐走到我面前，知道我在担心价格，说你等等，我给你问问能不能优惠。过了几分钟，她一脸喜气地回来说，小伙子，别着急，我跟头儿商量了，你现在有多少钱就先交多少，书先拿走，有钱了再来补交，你看怎么样？我自然是喜出望外，把衣兜里所有的零票钢镚儿抖搂出来，只凑了十多块钱。王姐说，行了，不少啦！说着她麻利地把25册书分装成两包，递到我手上，并低声嘱咐我：“别急，慢慢来，有余钱了再来补交，有我，没事儿！”

　　那天晚上，我就着暗黄的灯光，一本本地翻阅着浩繁的诗卷，心里充满了幸福和满足。在这套书最后一册的尾页上，我写下这样一段跋语：“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六日下午，购自劝业场古籍书店，是时恰逢该店特价优惠六折，然亦需付洋三十五元之多。余索遍行囊，以生活用款充之。归来示妻，妻悦然，而逐一装封，讫。记于灯下。”

　　从此，这套书成为我的案头必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