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广仁堂本名津河广仁堂，其中“津河”指清代直隶省天津府、河间府，“广仁”源自儒家的“体天仁而广圣治”，“堂”则是善堂的简称。它是近代华北规模最大的民间慈善团体，也是当时北方最具代表性的社会救济机构，经李鸿章、盛宣怀、李金镛、吴大澂等人于清光绪四年（1878年）倡议创设，1949年天津解放后，该机构由人民政府接管。

　　天津广仁堂的一大特点是教养并重，突破了古代慈善机构一味重“养”的传统，强化“教”的功能，推动了中国慈善事业由古代到近现代的转型和质变。同时，在洋务派和维新派“工艺养民”、振兴工艺的思想和主张影响下，天津广仁堂在慈幼所、蒙养所、力田所、敬节所、戒烟所之外，特新设了工艺所。李鸿章在《津郡创设广仁堂疏》中写道：“四曰工艺所，择不能耕读者，令习编藤、织席、刻字、印书，俟年长业成，听其出堂自谋衣食。”清光绪七年（1881年），堂中各塾即汰选孩童到工艺所，聘请天津一批上等工匠教授他们习写、镌刻、印订等，教习一年内便完成刻书12种。也因此，天津广仁堂在藏书之外，还曾持续性、系统性地大规模刻印、销售各类书籍，成为有清一代天津最大的刻书机构，在天津乃至中国出版史上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和影响。

　　天津广仁堂的刻书事业出于“工艺养民”的慈善理念，有着与其他官刻、私刻、坊刻及社团刻不一样的追求。其刻字、印书的目的有三：首先是为了培养堂中子弟的生活技能，以便解决他们以后的就业问题；其次为了宣扬儒家或泛儒家的读书之道、修身之理、治生之术及善恶因果之报应；此外也是为了增加部分经济收入以维持自身运转。天津广仁堂会通过征信录等，定期公布历年款项收支情况。现据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所刻《津河广仁堂征信录》，以光绪八年（1882年）的刻书、售书收支为例，自当年正月到十二月书籍售现收入为津钱148千654文，而刻书所需的写宋字、刻宋字支出为津钱2368千766文，印刷书籍支出为津钱125千100文，两者支出合计2493千866文，是收入的近17倍。由此也进一步证明，天津广仁堂的刻书事业带有很强的公益性。

　　天津广仁堂最早在创设当年（1878年）八月至次年（1879年）二月间，就曾刊印过《弟子规》，现存陈濬《论语话解》则刊印于清光绪五年（1879年）。不过，从大部分所刻书看，天津广仁堂正式批量刻印书应始于光绪七年（1881年）二月。至于其何时中止，现在无法确考。虽然姚文然的《虚直轩文集》刻印于光绪十三年（1887年），是现存诸书最晚者，但《天津市广仁堂全宗》档案却显示，到光绪十九年（1893年）仍有刻书记录。据此可推断，天津广仁堂的刻书事业至少持续了十五六年。

　　留存至今的天津广仁堂所刻诸书分别藏于中山大学、吉林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图书馆，其中以中山大学图书馆收藏为最多，计80册。现据《津河广仁堂所刻书总目》（1885年）、《津河广仁堂所刻书籍价目》、全宗档案相关记载以及现存诸书等进行汇总，去除重复者，尚有约150种。据《天津通志·出版志》不完全统计，自清代至1943年的300余年间，天津地区版刻图书总计740余种。如此比照的话，天津广仁堂所刻书差不多占到其中的五分之一。

　　天津广仁堂所刻书内容广泛，如《拔萃良方》《胎产集要》等涉及医学，《蚕桑实际》《山居琐言》等关乎农林，《校邠庐抗议》等议论时政、变法，《况太守集》《毋自欺室文集》等属于诗文别集，而《慈心宝鉴》《劝善宝训》等则为宝卷、善书。但其整体上又以儒家教育类为最多，尤其是蒙学类较为突出，这可能与当时的蓟州“穿芳三隐”有关。晚清学者李江、王晋之、李树屏等三人隐居蓟东穿芳峪，精研程朱理学，注重躬行践履，主张耕可兼读、士与农合，在著书立说之外，更建义塾、兴义仓，引导乡民树艺农桑以振兴实业，影响一时，因此被誉为“穿芳三隐”。他们十分注重儒学教育，在思想、制度、教学方式方法等方面多有建树。天津广仁堂创立之后，经李鸿章许可，盛宣怀曾延聘王晋之总理广仁堂务。在此期间，王晋之对于购买、标点、勘定、刻印书籍等致力颇多。自其致广仁堂总董袁遂的《与袁敬孙大令》一信也可知，蒙学类书多是经王晋之组织。李江也与广仁堂关系密切，不仅同广仁堂诸负责人皆有往来，而且对于刻书的选择、版式、内容等尤为关注。“穿芳三隐”的门人弟子也多有在广仁堂担任教职者，如刘庄、于小霖等都曾授馆于其中。

　　在李江、王晋之等人影响下，天津广仁堂所刻蒙学类书不仅多为“讲求正学”之书，而且成系列、有体系，基本围绕其“课程六条”理念逐次刊印。如：关于“识字”“习字”，有《北溪字义》《性理字训》《小学读本》《小学浅说》等；关于“读书”“论文”，有《读书分年日程》《读书举要》《读书做人谱》《文章本原》等；关于“反身”“治事”，有《薛氏灵峡学则》《袁氏世范》《国朝名臣言行录》《莅政摘要》等。此外，尚有不少如《论语话解》《孝经易知》《近思录集解》以及《为学大指》《乡塾正误》《演教谕语》等解读儒学经典和阐述教育思想的书。

　　可以说，天津广仁堂的刻书事业具有独特的公益性，不仅历史久、规模大，而且数量众多、内容丰富。其所刻书在当时颇得好评，以为“所刻书甚佳”（李江语）；同时也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一方面展示了近代津版图书机构从选书、点定到教习、写刻，再到印刷、销售等整个过程，有助于后人了解近代中国的出版行业；另一方面保存和传播了重要的文化典籍，如况钟《况太守集》、王炳燮《毋自欺室文集》、王检心《暗修记》、于弼清《恒斋日记》等，均因之而得以流传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