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山西又出“爆款”——陶寺遗址博物馆开馆。陶寺遗址距今约4300年至3900年，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四大早期都邑性遗址”之一（另外三个分别是：良渚古城遗址、石峁遗址、二里头遗址），是“陶寺文化”的命名地。陶寺遗址于1958年被发现，1978年正式发掘，迄今46年，已发现规模空前的城址、气势恢宏的宫殿、大型的墓地以及古老的天文观象台，出土各类文物5500余件。
刚巧，《中国早期的星象学和天文学》一书的第一章就从陶寺讲起，那里有中国最早期的天文观象台。它的高度和广度将人类置身于一个适宜的领地中，四周有边界，面朝穹顶，其间星光闪耀，卓越而超然。古人在那里开始推演天地的关系，并且把日月星辰与具体的气候、物理和政治现象相联系。自商以来的记录中，开始出现日月食、彗星、流星雨、行星汇聚一类现象。在战国时期的阴阳相生概念和五行关联性宇宙论出现后不久，还明确发现了日月对自然世界产生具体影响的资料。想象一下，古人站在高台之上，夜观天象，根据上天给的信息作出决策，是一幅怎样的画面。
◆中国早期的天文学
天空，这一使人敬畏的存在，已经在所有时间和地点给人类文化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构建出围绕我们自身的环境之茧。
在历史记述和传说中，从山西省西部的汾河至黄河陡然向东转向并经过洛阳的区域，便是中国第一个“可能的朝代”——夏的核心地带。这里是一个高度阶级化的社会，城市中心用坚实的城墙围绕。精英统治阶层、宫殿式建筑、奢侈物品、精致的宗教仪式、早期的青铜器工业……所有这一切都由大量的农产品剩余和贸易网络维持着。陶寺，这个新石器晚期的龙山文化城市，位于山西境内汾河河畔的平阳地区。陶寺包含至少4个史前城市遗址，这些城市从公元前约2500年至前1900年间，在该地点屹立了五六百年。
20世纪50年代晚期，陶寺被发现，直至二三十年之后，平民住址和一个贵族公墓才被发掘出土。迄今共发现1300多座墓葬，其中包括陶寺早期的统治者们。在这里，考古学家发掘出一个大型的中期夯土围城遗址，这一发现使得陶寺成为中国目前已知的史前最大围城。除大量的夯土建筑基址、墓葬、窖坑外，考古还发掘出一个铜钟、精美的玉器、斑斓绚丽的彩绘陶器，以及其他社会贫富分化悬殊的证据。更令人激动的是，其中书写符号的发现，使人联想起500年以后商代的甲骨占卜文。这一时期很有可能已经使用文字，只是写在易腐朽的载体上，没有留存下来。
游历在《中国早期的星象学和天文学》的文字中，或是站在博物馆里出土的实物面前，都能立刻穿越到时间的最初，这是多么充满诗意的一种相遇。通过一段描述或一个器物，揣摩时光尽头的人们生活起居、所思所想。
陶寺遗址有最早的观象台，还发现了一把测量太阳影长的圭尺，为了方便使用，圭尺上的刻度用不同的颜色（绿、黑、红）间隔标记，这是一个在当时技术背景下使用颜色的早期特例。陶寺祭司当年就是依靠它来决断所有的事物。
观象台的布局和地点以及圭尺的发现，显示出陶寺贵族出于控制和威严，垄断了观测的仪式化。进入遗址的唯一途径是穿过一条通道，加上观象台的崇高地位和祭祀功能，这两点或许可以证明该遗址最终是被破坏的。可能是当时北方的一个敌对政权发起暴力攻击，导致了这个城市的衰落并最终被遗弃。墓葬、宫殿围墙以及陶寺贵族的其他建筑都遭到破坏。一个时代，就那么被掩埋在时光中，带着它曾经的光辉与骄傲。
◆解读“飞龙在天”之谜
我曾经在一些典籍里寻找龙的痕迹，想知道作为“龙的传人”，我们的历史生活中到底有没有这种动物。《中国早期的星象学和天文学》给我解惑了，作者认为“龙”不是动物，而是苍龙星宿和卦象。一个挂在天上，一个摆在我们的眼皮底下。龙的形象甚至具有指示季节的功能，表示一年中不同的阴阳两个部分。乾卦，象征纯阳之力，代表光明、温暖和力量，表示万物复苏，像龙在地下深渊扰动。中国第一本词典《说文解字》中对“龙”字这样注释：“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即使在现代，很多地方还有把阴历二月二“龙抬头”称为早春“龙头节”，那一天要吃“龙鳞饼”和“龙须面”，还会举行其他活动，向龙祈求风调雨顺。
苍龙星宿在春夏季节缓慢划过南部天空时，它的形态和方向在不断发生变化。根据阐释，冬天，当田间农活闲止时，龙应隐藏在地下深渊:“潜龙，勿用。”龙角第一次从东方地平线上升起，同时出现了春季的第一次满月时，标志着作物的复苏和春耕的临近。据《左传》写，当苍龙星宿升起时，应举行求雨的祭祀。
龙是形象化的“水”物（与云、雷、雨以及地下深渊有关联），有一天“驯龙师”这一掌管水的皇家世袭官制被制度化。兢兢业业做好这一工作非常重要，事实上生死攸关。如果当值官员玩忽职守，龙将消失，预示着这个朝代即将灭亡。
《左传》中称，“过去曾经有一个辉煌时代”，那是一切都很成功，一切都很美好的黄金时代。有人掌握了宝贵的“驯龙”的秘诀，因此被征召去侍奉最早的统治者。他被授予官职、薪水、世袭封号，他的子孙在夏和商一直负责“驯龙”。
祭司，也就是星象学家的贵族阶层，他们是蔡墨的先驱，负责制定历法和管理祭祀时间。《左传》中提到的“秘识”，是星象学家蔡墨在回忆“驯龙”这一时期的历史时，隐晦地哀悼了这类“秘识”的失传。
◆古人眼里一切都是“天意”
将已经熟知的历史故事从天文学角度再理解一遍，充满新意。无论武王伐纣，还是安史之乱，甚至秦都定名咸阳，在古人眼里都是“天意”。“五星汇聚论”以不易察觉的方式，不知不觉地产生了宗教和政治制度中的变化性和多样性观念。如果变化是由天上行星的运行以及与一些黄道星座的会合引起，那么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在隐喻意义上只能是“天意如此”。
天上的五星汇聚被认为与最重要的人世变故有关：帝国的兴衰、王朝的更替，或（在西方）伟大先知的出现。晋文公即位后，岁星位于晋所属星区分野，这意味着晋采取军事行动的理想时机，因为岁星所在星区对应的国家具备有力的优势。据说这一时机在12年之后才会重现。《国语》里讲，在一定程度上，天象学的考量在战略规划中非常突出。鉴于当时的政治军事环境，晋文公及其谋士们不可能会放过这一机会。
公元前632年春和夏初，出现了一个更著名的天上与地上事件之间的巧合。随着几个月的时间监测，敏锐的观测者知道即将发生具有某种重要意义的行星汇聚。当太白、辰星、岁星和荧惑于五月末在巨蟹座引人瞩目地汇聚在一起，此时刚好是晋文公在周王面前举行就任仪式并订立盟约、正式确定晋文公霸权地位的时刻。
很多个夜晚，古人凝望苍穹，聆听宇宙尽头传递的指令，这真是一幅玄妙的场景。“天下”的一切事物在“天上”都有其对应，社会和宇宙之间类似于微观宇宙和宏观宇宙之间的相互联系。古代对“天下”的未来事件可以通过特别的方式进行预测的信仰，暗示了一个假设，即未来在某种程度上是先天注定的。
我用一下午的时间翻完了这本《中国早期的星象学和天文学》，如果不是对历史、考古有一定的兴趣，估计把厚书读薄真是有点儿难。因为仔细阅读，才在心里对作者肃然起敬，每一个细小的考证都有其他典籍或者精准的资料作参考，单是几十页的参考文献罗列，就能看到作者所下的功夫。
面对人们认知里的“玄学”，更要严谨地去寻找“科学”。在这本开创性的著作中，作者阐述了星象学如何从一开始就塑造了中国文化，以及它如何影响中国的艺术、建筑、历法、神话、政治和军事决策等。这本书研究了考古发现、古典文献、铭文和古文字等广泛的资料，记录了从新石器晚期到清朝晚期天文现象在发展中的作用，阐释了天文现象如何深刻地塑造了古代中国文明。书中收录大量考古发现、铭文、古典文献、古文字等资料，运用科学方法推算中国早期的复杂星象，进一步理解宇宙论对中国文明的深刻影响，站在“文化考古学”视角，比较研究中国宇宙论，发现人类文化共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