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林希先生的友谊，算起来已经有44个年头了，这样长时间的交往，是纯粹的文字之交，从最初时的作者关系，发展成为友情，真正属于老朋友了。在我几十年的报纸副刊编辑工作中，如林希先生这样至今保持联系的老友已是不多了。前些年，林希与老伴儿移居到海外后，还时常回国看看，我们能有机会见个面，近几年他因为年龄大了，来去不方便，我们便难得再相聚。但我们之间借助微信，始终保持联络，不妨碍日常的彼此问候。
一位作家与一家报纸的文艺副刊，能建立如此长久的友好关系，不受世风影响，不被俗习浸染，各自不带功利目的，确实不易。从1979年起，我开始编辑《天津日报·文艺周刊》，逐步熟悉天津文学界作家们的情况，其中就有林希先生的经历。
1980年8月的一天，我到报社收发室去取邮件，在一大摞来稿之中，发现一个寄自天津市机床厂的白色信封，寄信人写着“林希”二字。我猜想里面一定是诗稿，返回办公室后立即拆阅。果然，这是林希投寄的两首诗《古琴·长明灯》。我读后觉得可以刊发，第一时间将稿件送交主编李牧歌。很快，林希的这两首诗就在当年9月4日的“文艺周刊”上发表了。
那时候，林希先生尚在工厂，还没有被彻底“平反”，他的诗要想刊登在报纸上，在当时是需要些勇气的。我那时年轻，又是初当副刊编辑，负责审阅诗歌稿件，我将林希的诗稿快速送审，是觉得诗歌本身没有问题，诗句有很强的节奏感，也从中读出了作者蕴含的深意。加之我之前已了解过林希的境遇，知道这次投稿对于作者本人意义重大，我理应全力支持。而李牧歌显然也是知道林希遭遇的，她和老伴儿邹明从下放之地重回报社，就是时任《天津日报》总编辑的石坚同志与孙犁先生相商后的结果，李牧歌任“文艺周刊”主编，邹明则负责《文艺》双月刊的工作。
邹明主持《文艺》双月刊工作伊始，便约请林希把这些年的经历写出来，证明改革开放大好形势的来之不易。林希应约在《文艺》双月刊发表了四万多字的《十劫须臾录》，社会反响不错，多家文摘类报纸相继转发。稍后，林希将其中部分文字，合并到长篇纪实作品《百年记忆》中，受到更多读者关注。
不要小看当年林希先生发表的那两首诗歌，9月份刊发作品，10月份他便从工厂重返天津市作家协会《新港》编辑部。这其中有什么玄机？说不清。在党报上公开发表文艺作品，无疑加速了对作者政策的落实，对于林希来说，那可是人生命运的转折，不仅为他自此走向诗坛提供了助力，且为他日后的文学成就打下了坚实基础。很多年之后，林希先生在文章中提及此事时说：“由于《天津日报·文艺周刊》率先发出了我重新恢复写作的信息，各地报刊相继和我联系，再到1980年冬天，我的‘问题’才得到彻底‘解决’。对此，宋曙光先生对我的帮助起到了重要作用。”
从《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发表诗作之日起，即宣告林希先生开启了人生新篇章。全国各地的报纸杂志纷纷向他约稿，这期间，诗人再次回到阳光之下，歌吟新的时代、新的生活，他先后出版了多部诗集《无名河》《海的诱惑》《柳哨》《高高的白杨树》，而那两首不足30行的短诗《古琴·长明灯》，就收录在他第一本诗集《无名河》的篇首。他之后获得全国诗歌奖的名篇《无名河》，我曾经反复吟哦，爱不释手；《你曾经是我的舞伴》，我几乎都能熟背下来。
林希先生回到原工作单位后，我们便有了交流、沟通的机会，他的办公地点在新华路市文联的院落里，我上班或者下班途经那里，时常会到那座小楼上的散文诗歌组坐一坐。我们副刊版面上需要什么稿件，特别是诗歌稿件，我就去找他约稿。1985年1月3日，林希先生题签赠送我诗集《柳哨》时附信：“信及礼券收到，无功受禄，当之有愧。”每到年底，报社都要对通讯员有所表示，文艺部会向作家朋友赠送一份心意。这极微薄的惠赠，实在算不得什么。那时，《新港》杂志已经改刊为《小说导报》，林希先生的编制虽还在编辑部，但日后如何安排尚未可知。
林希先生的名气渐大，在国内诗坛确立了地位，也因此成为“文艺周刊”的重要作者，我约请他写了不少诗歌，特别是我编辑的多块诗歌专版，每次都是以林希先生的诗做头条。津城的第一座高架立交桥剪彩通车，文艺副刊需要配合，“文艺周刊”迅速组织了一期天津诗人创作的诗歌专版，林希先生写了一首饱含激情的《虹桥》，刊登在诗歌专版的头条位置。
除了向林希先生约稿，私下里我们也有了更多的交往和共同的话题。有一次，我骑车到他在小海地的家中拜访，与另一位诗友一起聊天，探讨诗歌创作。记得，我们还曾动议要办一份期刊，讨论得很细、很具体。想当时，人的思维非常活跃，都是有想法和志向的，想成就一番事业。我总感觉，林希先生对诗歌的见解是独到的，感悟是深入骨髓的，他所经受的人生磨难，成为文学创作的助推器。他的每一首诗，都仿佛经受过淬炼，那铿锵的韵律就是他的心音，高扬着信仰与理想的火炬。在我心中，林希先生始终是一位诗人，这个感觉一直维持到今天。
林希先生从事专业创作后，时间更宽裕、涉猎更广泛，他先是停下诗笔写起了散文，以真实的感情、诗样的文采，写出了多年来被禁锢、被压抑的心灵向往，一时间震惊四座。他在“文艺周刊”发表了多篇散文，如《梭梭草》《细雨京都》《走出记忆的春天》《桥》等等。我尤其记得1989年2月16日我编辑的一块散文专版，刊发了林希先生的散文《豆腐楼》，那块极经典的副刊版面，设计别出新意，还特请百花文艺出版社的王书朋先生配了插图。这篇《豆腐楼》后来编入“文艺周刊”为纪念创刊50周年而出版的《半个世纪的精彩》一书中。
随后，林希先生又写起小说，短篇、中篇、长篇都写，反响极好，真正完成了诗人的转型。他的诗歌和中篇小说都得过全国大奖，称他是转型最好的作家并不为过，如此巨大的创作成就，在当今文坛绝对是佼佼者。他的小说多以天津地域文化为背景，写大户人家的旧日生活、天津卫的旧有民俗、市井民生的旧时烟火，可读、耐读、好读，有的小说还被搬上了话剧舞台。在一次看过《蛐蛐四爷》改编的话剧之后，我为这部中篇小说作出一番评介：这部小说通过蛐蛐四爷和他的故事，将20世纪初叶的市井之声，还原成艺术的多彩画面，惟妙惟肖地刻画出性格鲜明的人物组像，原始、原声、原态地上演历史活剧，为我们这座城市的过往，留存下可供回味而且弥足珍贵的印记，在走向未来的步履声中，我们会听到和见到历史的回声与留言……
《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多年来致力于津味小说的推介与宣传，发表了大量优秀的津味作品，形成了一定的声势和影响。每次举办津味小说征稿，林希先生都在我的约稿作家名单之内。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他陆续给我们写了多篇津味小说《圣贤公寓趣闻》《市井闲话（笔记小说二则）》《多哏儿》《杨瞎话》《杨瞎话收徒》《门墩儿》《芳邻》等等。其中，《市井闲话（笔记小说二则）》一篇，收入《天津日报》为纪念创刊70周年而编选的《文艺周刊70周年精品选》一书；而《芳邻》则与其他同期发表的津味小说汇编成册，于2016年6月，成为天津市作家协会文学院与《天津日报·文艺周刊》联合举办的津味小说研讨会特选读本。
那些年，“文艺周刊”曾组织过多期“文艺周刊讲习班”，请作家、诗人为区县文学写作者授课，效果特别好。2003年，我们试办了一期高级班，几乎是一对一辅导，诗歌方面请了冯景元；散文方面请了夏康达；小说方面就是请的林希先生。没想到，当我将两位学员引荐给林希先生时，他劈头就说：“我看了你们的小说稿，开头就发现了错别字，标点有的也不对，这样的稿子怎么让人读下去？这是对编辑、对读者的不尊重，更是对你们自己的不尊重。”这样的开场白我没有想到，完全可以用“震怒”来形容，我还从没有见到过林希先生发火。林希先生对年轻作者的严格要求、对文学创作的敬畏程度，由此可见一斑。这期高级班结业时，“文艺周刊”登载了这两位学员的小说，林希特为他们写了短评。所有参加过“文艺周刊”高级班的学员，现今大都仍在努力创作，他们的成长中寄托着老作家们的殷殷期望。
在天津作家中，林希先生具有影响力和号召力，不论是提起他当年的诗歌创作，还是后来的小说成果，朋友们都是交口称赞。他富有诗人情结，珍惜旧谊，2022年5月，他传给我一篇写老诗人闵人先生的诗歌评论，我转交《天津日报·满庭芳》版刊发出来；老作家阿凤先生百年诞辰，我约他写了纪念文章《人淡如菊忆阿凤》。林希先生与年轻同事私交甚好，有的为他代收书信、照看家居，还有的帮他收藏名家珍贵手稿，我就经常听到文友们夸赞：“林希这老爷子，好人啊！”
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我受《天津日报》副刊委托，请求林希先生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一篇重头纪念文章。恰好，林希先生当时正在天津，电话联系好之后，我专程去了一趟他在华苑小区的住所，谈起这篇特稿的主题与内容，他深有感触，答应一定按时交稿。那天，我们还一起聊起了往事，回忆了诸多难忘的经历。我关心他的身体，叮嘱他在异国他乡一定要注意饮食起居。他指着自己的双腿说，我现在行走不便，腿不行了，想去看个病极不方便，出门坐个车都很困难。他还说自己的眼睛也不太好使了，写东西时就得放大字体。
说着话，我望着坐在沙发上的林希先生。想当年，恢复写作之后的那些年，他曾是多么干练，思维敏捷，灵感频现。进入耄耋之年后，由于身体原因，他的写作有了一定的滞缓，那时候我就想过，我们天津的这些老作家都是宝贝啊，需要格外关心和照护。为此，我还曾在某些场合向相关人员提议，应该选派年轻人到林希先生家中“上班”，帮助老人整理资料、记录文字，那样，老作家在助手的协助下，是能够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的。
2018年11月，林希先生将写好的稿件，先行传到我的邮箱，让我看看是否可用。在这篇题为《双鬓花白亦青春》的长文中，林希先生讲述了自己的人生不幸，特别回顾了将近40年的生活历程，感谢改革开放的英明决策，没有改革开放，不可能有他后来从事文学写作的人生新篇。对于一个受过两次运动株连并蒙受冤案的人，如果没有清明的政治，只能在冤案中沉沦，改革开放的最大功绩，就是解放思想，平反了一系列的历史冤案，还清白的人以清白，恢复名誉、恢复工作、恢复人的尊严，如此也才有了他的第二次青春岁月。
2018年12月6日《天津日报·视点》版发表了林希先生的这篇文章，从题目到内文，林希先生袒露了自己的心志，他不愿听命于命运的安排，他要抗争，夺回曾经失去的生存权利，将此后的人生全部视作第二个青春期。他不服老，不言老；不掉队，不落伍，始终保持着一颗诗人之心。除了诗歌、散文之外，他的中篇、长篇小说创作更是一发不可收，《丑末寅初》《北洋遗怨》《高买》《相士无非子》《“小的儿”》《桃儿杏儿》等作品相继问世，加上电影、话剧的改编等，文坛一时引发了“林希热”。
林希先生非常珍惜自己的第二次“青春”，他真正开始文学创作时，已是进入到了人生的60岁，从这个年龄段重新起步，谈何容易！有朋友说：林希老爷子是个“老顽童”。我还要再加上一句：林希老爷子还是个“老学童”。他接受新鲜事物非常快，凡是先进、超前的新东西都想学，他自学过日语，研究过美食，摆弄过照相机，还是最早换用电脑写作的作家之一。我与林希先生交谈，每次都会有新的感受，时常还会碰撞出火花，他是那种能使人积极奋进的朋友。
就我个人而言，除却编辑工作的稿件往来，我从林希先生身上也学习到了不少东西，他为人谦和，远离名利场，从不和风光人物争风头，不在任何场合抬高自己，惟愿老老实实读书，本本分分做人。他对诗歌的理解、深悟，远远超越一般人；他对诗作者的点拨极为准确、透彻，令我信服。尽管他后来不再写诗，但我还是认定他葆有诗人气质。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从山东泰山归来，写了几首诗请林希先生指教，他选了其中的两首刊登在《新港》月刊上；2000年8月，我出版了第二部诗歌集《穿越时空的情感》，天津诗社的诗友们特为我组织了一次研讨活动，林希先生不仅前来参会，还专门写了评论文章《耕耘者的歌吟》，在会议现场，他打开笔记本电脑念稿子的情景，至今令我感动；2014年至2017年，我编辑了七期诗歌专版（每期四块整版），我约林希为其中的“我与诗”专栏写过一篇文章《正在昙花初现时》：“我总觉得，脱离了广大人民的情感世界，诗歌就走进了死胡同，读者对于诗歌失去了期待，诗人自己也失去了时代激情，如果到这时还以自娱自乐为手段，借以证明自己的存在，实在是一桩非常可悲的事了。”他为今日诗坛的状态感到担忧，不能和时代共呼吸的诗人，不可能留下传世作品，不关心民众疾苦的诗人，更不会得到时代尊重。我认同林希先生的这种“诗观”。
从2017年6月开始，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林希作品自选集，全套精装共12部，皇皇巨著一般，责任编辑遵林希先生之嘱，将新书一部不落地寄赠予我。事后，林希先生给我发微信：“自选集终于出齐了，敝帚自珍吧。多年朋友帮助，铭记不忘。如今老了，更是珍惜，我已经八十多岁了，腿不行了，拄杖只能走百米，倒是没有别的毛病，脑袋瓜子还凑合。自选集之后，又有出版社要我整理《天津百年》的后两部，六十多万字，吓死人了，只能慢慢做吧。”
2017年年底，我退休了，离开了报纸副刊编辑岗位。蒋子龙先生为我写了一篇文章《曙光——清亮而温暖》。林希先生看到后，也给我写了一篇《采得百花成蜜时》。读到从遥远的大洋彼岸传来的文章，我深感林希先生的一片真情，他是认可并感念我们之间这份友谊的。2022年7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我与孙犁”丛书时，我特意将蒋子龙、林希的这两篇文章，作为附录收进我那本《忆前辈孙犁》一书中。当他听说“我与孙犁”丛书社会反响不错，很是高兴，建议我们就此编辑一部《天津日报》文艺部的专书，从天津解放的第二天出版报纸时写起，历任编辑记者共同写回忆文章，做成一本有文字、有图片的报纸文艺副刊类专著，必有其深远意义和价值。这是一个真诚的建议，几代副刊编辑将为有林希先生这样的知音而欣慰。
从朋友圈，我有时能见到林希先生的“现在时”。有一次，他将观察到的一只珍鸟的趣闻发到了网上，我看到后立刻发微信，建议他据此写篇散文，预感那必是一篇诗意盎然的美文。林希先生不负所望，不仅写了一篇《蜂鸟筑巢是芳邻》，还配了几张照片，原来那鸟体重只有三四克，是世界上最小的鸟——蜂鸟。文章好，照片亦有专业水准。这篇散文在“文艺周刊”发表时，我写了一则“编辑手记”，介绍作者如何耐心、细心地拍摄到蜂鸟窝巢并孵蛋的全过程，称赞这是诗人的发现。自2006年截至退休，我在“文艺周刊”撰写编辑手记，累计刊发22篇、近5万字，开栏第一篇便是推介蒋子龙先生的散文《颖影》。为林希先生所写的这则《美丽的诗篇——编辑手记之二十三》，算是这组编辑手记的收篇。
新近，林希先生又要出版新著了，这是值得庆贺的。已经年近九旬的林希先生，虽已步入高龄，文学写作依然高产，这真是读者的幸运。其中一部《沽上纪闻》，将于近期面世，由百花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收入了他近年来在《天津文学》《小说月报·原创版》刊登的津味小说，计有16万字。这些津味作品，在刊出后颇具影响，有些我当时就拜读过了，感觉还是早先那种“老味”，小说故事讲得内行，是纯正的天津生活，不虚假、不卖弄、不低俗，故事中有人物塑造，每个出场人物的脾气、性格、秉性，都拿捏得准确、到位，读着读着就被带入小说情节。这么多年过去，林希先生对地域文化的感觉依然强烈、深透，称得上是一位地道的天津籍老作家。这样的称呼似乎还从未听到过，算是我给林希老戴的一顶“桂冠”吧。
另一部新著正由天津人民出版社编纂，计划收入林希先生在《天津日报》文艺副刊发表全部作品的精选。1949年1月17日，《天津日报》创刊当天，林希就上街“买报纸”。他写的第一篇文章是影评《祖国，我愿为你牺牲一切》，刊登在1950年的《天津日报》副刊。他听过报社第一任社长黄松龄的报告，在几十年的写作生涯中，得到过包括孙犁先生在内的多位副刊编辑的热心相助。这些报刊文章，发表时间从1950年起，至2024年止，时间跨度为74年；他从15岁开始给报纸投稿，一直写到近90岁，年龄跨度长达75年。可以说，林希先生一直在为《天津日报》文艺副刊写稿，至今没有停笔，这是一种多么绵长的亲缘啊。
2023年3月9日，林希的新作《大杂院印象》在“文艺周刊”发表后，他与我在微信中说：“文章反响尚好，忽然有一个念头，何不做一本《老天津印象》？我老了，雄心尚在，还想写旧租界印象、老城区印象、书场印象等等。”很快，他便相继写了《大杂院美食》《大杂院里的五行八作》《西北城角印象》《北马路印象》《大白菜印象》《亲情无价是春节》……如此，一部新著便有了雏形。
为了这部新书稿，林希先生想让我写篇评论，我应允后忽然萌生新的创意：除了这组新写的有关天津民俗的文章，在我的印象中，林希先生在《天津日报》文艺副刊曾发表过数量可观的作品，经我手在“文艺周刊”发过的诗歌、散文、小说，就不在少数，如果再加上其他版面的稿件，那该有多大的体量啊，何不一起检索出来，重新列阵，以飨更多的读者？这个创意着实让我兴奋，立即请编辑通过数据库查询。待结果出来，连我自己都感到吃惊，真没想到，林希先生在《天津日报》各版面上发表的文学类作品，包括诗歌和长篇小说连载，约计已愈七十万字。
将这样庞大数量的作品下载下来，归档、分类、列辑，算得上是一个工程了。我跟出版社的责任编辑说，我们做的是良心活、事业心、朋友情。如果不为林希先生钩沉出这些文稿，有可能就永远淹没在浩瀚的报章之海了，那样对林希先生不公平，这样巨量的报纸稿件，应该也是他创作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生命的一部分。我们有责任为林希先生编好这部书，否则，从我们的职业良心上也说不过去，这也是我所秉承的新闻从业理念与初心。我向出版社建议，这部书的书名不如就叫《天津日报版·林希作品选》吧。
动笔写这篇文字的时候，原是准备写成一篇跋，写着写着竟收不住了，是啊，40多年的交往，一两千字怎能装得下呢？林希先生还特别想让我写一下1980年他在工厂时，给《天津日报·文艺周刊》投稿的那件往事。是的，就是从那次投稿开始，林希的名字便频繁出现在《天津日报》文艺副刊上，几十年来不曾间断，即使移居海外，他每天浏览的报刊中最重要的就是家乡的报纸。每逢年节，我们互发微信问候，他总会说：天津亲朋，平安幸福，隔海祝福。
这位天津籍的老作家，怎么能不想家！他现今仍在为《天津日报》文艺副刊写稿，不就是想念家乡的一种表现，对家乡天津的一份牵挂吗！我们编纂的这些文稿与书籍，凝聚着林希先生的挚爱与怀恋，充满了沉甸甸的思乡之情，读着那些具有纯正乡音的文字，我们唯有祝愿林希先生身体康健，在他不老的“青春期”内，续写出更多更好的新篇章。
2024年6月8日改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