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瑄（1389—1464年），字德温，号敬轩，谥号文清，故后世又称“薛文清”，平阳府河津（今山西运城）人。薛瑄历任御史、广东道监察御史、山东提学佥事、大理寺左少卿、大理寺右寺丞、大理寺卿等职，明英宗天顺初年任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大学士，入阁参与机务。薛瑄是明朝著名思想家、理学家和文学家，河东学派的创始人，其做人为官的别样风采，可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出身名门

　　被动应考中解元

　　薛瑄出身于名门望族河东薛氏，其家族名人辈出，历代人物之盛、德业文章之隆，世代相因绵延千年不衰。薛瑄祖父薛仲义饱读诗书，精通经史，因时值元末战乱，不愿应考入仕，终生以教书为业。父亲薛贞于洪武十七年（1384）考中举人，历任河北元氏、河南荥阳、河北玉田、河南鄢陵等县的儒学教谕达30余年。

　　薛瑄自幼“性颖敏，甫就塾，授之《诗》《书》，辄成诵，日记千百言”。12岁时，父亲薛贞调任荥阳教谕，薛瑄随同父亲到了荥阳，所作诗赋受到荥阳监司的赞赏。这时候，薛贞闻知高密魏希文、海宁范汝颢精于理学，为当代饱学之士，便将他们二人聘为薛瑄的老师。从此，薛瑄拜在魏希文、范汝颢门下，将以往所作诗赋文稿付之一炬，潜心探究程颢、朱熹学说的渊源，废寝忘食，孜孜以求，渐有所成。

　　河南布政司参政陈宗问到荥阳巡视，荥阳当地官员前往迎接。陈宗问在舟中望见风吹水面，涟漪骤起，顿生灵感，随口吟出一句上联——“绿水无忧风皱面”，凝眉苦思良久，得不出下联，遂求助于在场的其他人。大家搜肠刮肚，沉思低吟好一阵儿，终无一人能够对得上来。薛贞回家后将此事告诉儿子薛瑄，薛瑄略一思忖，缓缓说道：“这有何难，青山不老雪白头。”

　　薛贞默然不语，心中却为儿子的才思敏捷而窃喜。

　　薛瑄专心致志，埋首攻读宋明理学，他非常喜欢当代学术大师胡广等编撰的宋儒性理学说汇编《性理大全》，口诵手抄，夜以继日，每有心得，便立即记录下来，日积月累，集腋成裘，几十年坚持下来，便写成了《读书录》11卷，《读书续录》12卷，大多论述性理之学，成为薛瑄在理学方面的重要论著。在这两部著作中，薛瑄提出“天地万物，惟性一字括尽”，又认为理气不可分，“理气二者，盖无须臾之相离也，又安可分孰先孰后哉”。

　　永乐十七年（1419），薛贞调任鄢陵县教谕，举家迁往鄢陵，年届而立之年的薛瑄依然随父亲求学，依然心无旁骛，一心一意专注于学问，依然对科举没有丝毫兴趣，不屑于追求功名利禄。然而，一个奇葩的规定迫使他不得不改变初心，被动地踏上了科考之路。

　　当时，朝廷规定，任何一个县若长期无人考上举人、贡生，就将这个县的教谕发配到边远地区服役。薛瑄无论如何也不忍老弱白发的父亲被流配远方，投身科考便成了他的不二之选。于是，永乐十八年八月，薛瑄参加了河南乡试，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一考而名列河南乡试第一，荣获解元。

　　进士及第

　　监察御史镇银场

　　永乐十九年，薛瑄赴京参加会试，一举考中进士。进士及第后回乡省亲，父亲竟在此时病逝。薛瑄悲痛万分，遵古礼居家守丧。

　　宣德年间，薛瑄守丧期满，受任御史。此时，朝廷内阁是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秉政，他们早就听闻薛瑄的人格秉性和学术造诣，想私下见一见他，了解领略其风采，便遣人前去告知薛瑄。一个刚刚踏上仕途的年轻人，得到朝廷顶级大员的专门召见，这无疑是一种特殊的眷顾和钟爱器重的表示，对于薛瑄来说，实在是一个展现自我拓展人脉的极好机会，可谓求之不得。

　　令三杨大跌眼镜的是，薛瑄竟断然回绝了。

　　薛瑄的回答干脆而决绝：“我肩负的职责是弹劾督察百官，岂敢私谒公卿。”

　　还好，三杨个个贤明豁达，不是那种鼠肚鸡肠的斗筲之徒，他们没有因此而为难薛瑄，反而对他更加赏识。宣德三年（1428），明宣宗朱瞻基拟整顿吏治，重振纲纪，经内阁首辅杨士奇等人举荐，任命薛瑄为广东道监察御史，并监理湖广银场。

　　湖广银场位于湘西武陵山脉南麓的沅州，辖12个县，共21个场矿，有民夫55万之众，规模巨大，是国家铸币原料的主要基地，由户部管理开采。银场的开采和管理状况，直接关系国家的经济命脉。此前，银场多年以来混乱不堪，管理者贪污腐败，偷盗成风，漏洞百出，亟待整治。

　　薛瑄走马上任后，以岑参的诗句“此乡多宝玉，慎莫厌清贫”自警，不辞辛劳，时常奔波于沅州、辰溪和泸溪等各矿场之间，往复巡视，明察暗访，革弊鼎新，堵塞漏洞，建立健全制度法纪，一旦发现贪污受贿者，视情节轻重，依法惩处，当罢官者罢官，当治罪者治罪，不管任何人，绝不姑息迁就。

　　在任上三年，薛瑄须臾不曾脱离岗位，甚至从没有回家省亲，终于使银场由混乱不堪变得秩序井然，由大乱达到大治。任职三年期满，薛瑄清风两袖，翩然凯旋。

　　京官“豪宅”

　　废旧车框嵌作窗

　　薛瑄为官清廉，在朝中为御史，囊中羞涩，一直无力在京师购买自己的住房。转眼间五年过去了，孩子们渐渐长大，一家人总得有个安身立命的住所，于是，薛瑄东拼西凑，倾尽所有，下狠心购置了两间低矮阴暗的小房子。房子狭小得只能勉强放下桌椅床铺，更要命的是整座房子没有窗户，这对于这个嗜书如命的家庭来说实在难以接受。

　　如果买一扇窗子安上去，就可以使外面的光线透进来。薛瑄沉吟良久，最终不得不放弃这个想法。原因很简单：把口袋翻了个底朝天，空空如也。

　　居住在如此黑暗的房间里怎么读书？薛瑄心里犯起了嘀咕。左思右想之际，他忽然看到了门前那辆废弃破烂的小木车，不由眼前一亮，遂呼唤儿子薛淳过来，命他在东山墙上凿出一个洞，然后将小木车拆解开来，锯掉两端长木，取车架方框嵌在凿开的洞上，糊上麻纸，这样就有了“窗子”，室外的灿烂阳光随之照了进来

　　站在自己的“杰作”面前，薛瑄欣赏良久，颇为自得，雅兴难抑，挥笔写下流传千古的《车窗记》——

　　河东薛德温官御史近五年，始买小屋两间于京师，仅容几榻床席，又苦其东壁暗甚，力不能办一窗。小子淳乃取废鹿车上辕，卸去两傍长木，以中方为棂，类若窗者，穴壁而安置之。

　　余归自外来，因叹曰：“以御史之显，曾不能办一窗，致以此物为之，使富者见焉，必睨目而哂，掩口而走矣。御史之拙于生事，乃至乎此。”

　　既而取古书读其下，则旭日漏彩，清风度凉，心神通融，四体超爽，忽不知天之迥、地之广，而屋之陋也。复从而自解曰：“吾之屋如是，可谓陋矣。然安之而忘其陋，是居虽小而心则大也。彼贪民侈士，巍堂绮户，可谓广且丽矣。彼方褊躁汲汲，若不足以自容，日夜劳神惫精，思益以扩大之。是其居虽大，而心则小也。小大之说，君子必能辨之。”于是作《车窗记》。

　　500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捧读《车窗记》的时候，耳畔不由回响起刘禹锡《陋室铭》的词句：“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蒙冤下狱

　　死囚终日读《易》忙

　　正统初年，薛瑄在尚书郭琎的举荐下出任山东提学佥事，他亲自为学生授课，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薛夫子”。

　　其时，司礼监掌印太监王振得势，勾结内外官僚，专权擅政，连明英宗都称他为“先生”，公卿大臣尊之为“翁父”，竞相攀附。为达其不可告人的目的，王振四处网罗亲信，培植党羽，结党营私。某日，王振问杨士奇：“谁有德才可居卿相高位？”杨士奇推荐了薛瑄。正统六年（1441），薛瑄被擢升为大理寺左少卿。

　　杨士奇素知薛瑄秉性，又知道起用薛瑄是王振的意思，意欲叫薛瑄去面见王振，并且差遣尚书李贤把他的想法告诉薛瑄。没想到薛瑄梗着脖子愤愤地说：“拜爵公朝，谢恩私室，吾不为也。”

　　由于王振深受明英宗宠信，越来越专横跋扈，气焰熏天。朝臣们在东阁议事，见到王振，一个个都忙不迭地打躬作揖，唯独薛瑄屹然不动；王振躬身向他施礼，薛瑄也不还礼；王振派人向薛瑄赠送礼物并约请相见，薛瑄都托词谢绝，根本不理王振的示好。

　　从此，王振对薛瑄怀恨在心。

　　薛瑄履职后，殚精竭虑，恪尽职守，仅四个多月就办完了在锦衣卫发生的十多起冤案。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此时发生的一件看似普通的案子将他送进了死牢。

　　一位军官染病遽然离世，留下了貌美娇艳的小妾。锦衣卫行事校尉王山勾搭上了这位小妾，欲将其娶进门，遭到这位军官妻子贺氏的拒绝。王山猴急要娶，小妾迫切要嫁，贺氏坚决不允，于是，王山唆使小妾将贺氏告上法庭。小妾一口咬定贺氏毒杀亲夫，锦衣卫遂将贺氏拘捕关押，几经折磨，屈打成招，判成死罪。

　　这个王山乃王振的侄子。薛瑄一眼就看穿了这桩冤案的蹊跷，多次要求经办此案的监察御史秉公据实彻查，但他们因为害怕得罪王振而借故推诿。无奈之下，薛瑄愤然弹劾承办御史渎职枉法，联合几位同僚一起为贺氏申冤，遗憾的是几次申冤都被驳回。都御史王文秉承王振的旨意，诬劾薛瑄等故意捏造王山的罪名。王振又指使谏官弹劾薛瑄等受贿，将他们全部缉捕关押，并判处薛瑄死罪，将其打入死牢。

　　薛瑄被禁身死牢，容色自若，每日聚精会神研读《易经》。

　　消息传出，朝野震动。随着行刑的日子渐渐临近，人们对此案越来越关注。某日，王振家的一位老仆人在厨房突然失声痛哭，问他为何而哭，他愈发悲声大放，抽抽噎噎地说：“听说今日薛夫子将要被处斩了！”说完，依旧号啕不已。

　　老仆人的恸哭使王振大受震动。众怒难犯，王振不得已只好做出让步，经刑科三次陈奏，兵部侍郎王伟上疏申救，才免除薛瑄死罪，削职为民，放归故里。

　　心系苍生

　　为民请命气如虹

　　正统十四年，发生了震惊朝野的“土木堡之变”，不久，明代宗朱祁钰继位，薛瑄被召回京师，任大理寺右寺丞。

　　景泰元年（1450），叙州爆发少数民族起义，很快波及川西九县，薛瑄奉诏前往协助左佥都御史、四川巡抚李匡平息叛乱。叙州之乱刚刚平定，播州之乱又起，遂又移师播州，连续作战，浴血疆场，终于取得胜利。

　　薛瑄在戡乱的过程中特别留心察看各地民情，发现当地贪官横征暴敛，变本加厉地盘剥百姓，致使百姓生活举步维艰，难以为继，是激起民变的主要原因。叛乱平息后，薛瑄立即上疏朝廷，为民请命，称“番川远夷，但当羁縻之，不宜责以贡赋”，并列举事实说明一些边远地区民力已竭，财力已尽，只有减少贡赋，才可保不生变故。

　　只可惜如此恤民靖国良策，一疏上奏，泥牛入海。

　　景泰二年十二月，薛瑄赴任南京大理寺卿。一富豪仗势杀人，买通官府，颠倒黑白，案子久拖不决，薛瑄到任后快刀斩乱麻，很快秉公依法予以处置。

　　景泰四年八月，薛瑄调任北京大理寺卿。是年发生了全国大饥荒，苏州、松江一带民众纷纷向富户借粮，富户大贾乘人之危，纷纷抬高粮价，大发国难财，激起民怨，酿成民众群起哄抢富户粮食、烧毁富户房屋的事件。朝廷派阁臣王文前往弹压查处，王文为彰显自己的功绩，一下子查抄平民500余户，拘捕200余人，并以谋反罪将他们悉数押解京城，奏请一律问斩。

　　群臣议论纷纷，大都以为如此判决实在荒唐，然慑于王文的权势，没人敢站出来公开提出异议。在一片静默之中，薛瑄义无反顾，愤然上书朝廷，为被捕平民喊冤。王文见状，知道此案非翻盘不可，恨恨地对同僚说：“此老倔强犹昔！”最终，此案经都察院调查勘实，只严惩了为首者三四人。

　　天顺入阁

　　一代宗师辞官归

　　景泰八年正月十六日晚，将领石亨、政客徐有贞、太监曹吉祥等发动夺门之变，明英宗朱祁镇复辟，改元天顺。政局翻覆，朝廷大洗牌，薛瑄被任命为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大学士，入阁参与机务。

　　年近古稀得以入阁辅政，得到朝廷重用，薛瑄不免踌躇满志，热血沸腾，铆足了劲要为朝廷建言献策出力，每当明英宗召见，都竭诚尽忠，坦诚直言，献匡政辅国之策。

　　然而，没过多久，薛瑄就发现重登帝位的明英宗软弱无能，是个扶不起的天子，他对石亨、曹吉祥乱政束手无策，对朝廷乱象听之任之，迫害景泰一朝的忠良、功臣，特别是当明英宗以谋逆罪杀害兵部尚书于谦、名将范广之后，薛瑄入阁后燃起的政治热情遽然降到冰点，对于重振朝纲彻底失去了信心。

　　于是，薛瑄以老病为由，接连上疏，坚请致仕归乡。“帝心重瑄，微嫌其老，乃许之归”。

　　薛瑄辞官归乡后，一面埋首读书治学，一面传道授业，聚众讲学。他一生手不释卷，勤奋著述，其主要著作有《读书录》《读书续录》《理学粹言》《从政名言》《策问》等，他还是一位颇负盛名的高产作家和诗人，计有散文、杂文等260余篇，诗歌1570首，清人曾辑其所有文字，汇刻为《薛文清公全集》，计46卷。薛瑄继明初曹端之后，在北方开创了“河东之学”，其门徒遍及山西、河南及关陇一带，蔚为大宗，清人称之为“薛学”，将其视为朱学传宗，称其“开明代道学之基”。明朝政治家、思想家、东林党领袖高攀龙认为，有明一代，学脉有二：一是南方的阳明之学，一是北方的薛瑄朱学。可见其地位之尊崇，影响之深远。

　　天顺八年（1464）六月十五，在故乡闲居的薛瑄忽觉身体不适，遂将案上文稿作一番整理，提笔在手，伏案缓缓写道：“土床羊褥纸屏风，睡觉东窗日影红。七十六年无一事，此心惟觉性天通。”书罢，悠然长逝，终年76岁。朝廷遣使谕祭，赠资善大夫、礼部尚书，谥号“文清”。

　　“河东薛门解元郎，德劭学富志气刚。钦差铁腕镇银场，御史陋室嵌车窗。不屈谪臣蠲恤忧，蒙冤死囚读易忙。进退生死寻常事，儒宗浩气万古扬。”薛瑄的人格风范和境界追求，不仅为时人称赞，也给今人以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