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现代史的教学与研究领域，陈振江先生始终恪守史学家的使命与担当，自强不息，刻苦自励，笔耕不辍，即使到了古稀之年仍以“壮心不已”的气概，著书立说，倾尽毕生精力与心血，作出了突出贡献，享誉海内外学界。斯人已逝，风范永存。缅怀先生，山高水长。

　　以德立身 以史明理 以史育人

　　陈振江先生于1955年入南开大学历史系读本科，师从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郑天挺、雷海宗等教授。1959年毕业留校任教，在恩师杨翼骧教授指导下，研习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兼涉史学史。1964年进北京大学历史系进修深造，师从汪篯教授学习隋唐史，多次拜见和问学于翦伯赞、向达诸前辈大师，面聆教益，受益匪浅。正如陈振江先生所言：“南开、北大诸前辈的教诲和指导，给我打下了治学根基。”

　　在40余年的教学生涯中，陈振江先生始终秉承“以教书育人为天职”的初心与使命，把教学作为重中之重，力求科研成果融入教学以提高教学质量。陈振江先生教书育人极具鲜明特色：以德立身，以史明理，以史育人。

　　读博期间，我有幸系统地聆听陈振江先生讲授的《中国近现代史》《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史》《中国近代文化转型概论》《通商口岸与社会文明的传播》等课程。陈先生学识渊博、专业精深，功底扎实，记忆力极强。上课时总是精神饱满，常面带微笑，话语抑扬顿挫，仿佛有一种乐感而别具特色。先生授课，挥洒自如，引人入胜，既说明前因后果，又揭示性质意义，层层递进，鞭辟入里，使人受用不尽。正如先生自己所描述的“将己之治学心境、理念与观念宣泄无遗”。

　　在讲到两次鸦片战争后，中国人民和无数仁人志士为了改变被奴役、被欺凌的命运，苦苦探寻救国存亡之路时，陈振江先生旁征博引，妙语连珠，许多历史细节烂熟于心、信手拈来，精彩生动。他提示学生要牢记的是：所有这些先进中国人为改变国家民族命运接连而起的抗争，都以失败而告终。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1921年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华民族开始艰难但不可逆转地走向光明。

　　陈振江先生开设的有关近现代史方面的课程，使我们学有所思、学有所悟、学有所得。正是由于陈先生寓教于学、寓教于趣、寓教于心的近现代史教育，厚植了学生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增强了我们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懈奋斗、奋发有为的自觉。

　　史学功能 史家素养 治史学风

　　关于历史学的功能，陈振江先生历来主张：“不管给历史学归纳几种功能，但‘资政’功能，即为现实服务，为治理国家、社会和国计民生提供依据和借鉴的功能，和它的‘教化’功能（即教育功能），都是历史学的重要功能，不可忽视。”他还提出，史学家应该具备德、才、学、识的基本素养，强调“史德，即治史者的学风也”。只有四者兼备，才能“双眼自将秋水洗，一生不受古人欺”，写出“鉴既往之例，示将来之风潮”的文章，经得起时间的检验。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陈振江先生始终以超强的学术研究定力，“严谨治学、立品自爱”，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独树一帜。这里，仅选三篇文章，体悟陈振江先生“史学·史家与时代”的综合素养和治学心境：

　　一、前瞻性选题与引领作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中华书局开始恢复编辑和出版业务，派编辑到高等院校征求意见和选题，第一站到南开大学历史系，陈振江先生提出《丝绸之路》和《中国古代的针灸》两项选题，他们当即向陈先生约稿，陈先生只答应撰写《丝绸之路》，并建议《中国古代的针灸》请中医专家来写。陈振江先生发表的《沟通中西古代文明的丝绸之路》一文，从公元前138年（汉武帝建元三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讲起，“他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横贯亚洲内陆的东西交通要道，形成了天山南麓和昆仑北麓两条通向西域的交通干线，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他用那一串串古老而现代的地名，连接起了丝绸之路这条沟通中西古代文明的大道，它犹如一幅优美的画卷，徐徐展开，娓娓道来，遥远而清晰。文章穿越两千多年历史，精选汉武帝时期、魏晋南北朝、隋唐、元朝等不同时期，具有重要历史节点的各国使节、使团、商旅和商人等，具体而又详细地讲述在丝绸之路发生的各国人民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的故事，饱含深情地赞美古代中西各国人民以坚忍不拔的毅力和集体智慧，乃至鲜血和生命铺平了丝绸之路的大道，通篇闪烁着亮点与精彩。文章不仅展示了陈振江先生对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悠久文明的热爱与传承，而且展示了他中国古代史的深厚功底，更展示了他研究中西古代文明交流的超前意识、敏锐思考与重点把握的能力与水平。此文发表的时间是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其意义自不待言。

　　二、启发性研究与兼容并蓄。1999年下半年，陈振江教授应美国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邀请，到哈佛燕京学社作高级访问学者，与杜教授合作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转型的课题，形成《〈论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型〉──杜维明、陈振江教授对谈录》一文。2002年《南开学报》（第3期）刊发此文，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较大影响。两位著名史学家从历史的维度和不同的文化视角，就中国传统文化转型问题进行解读，多次对文化转型中的关键问题和一系列难题进行深入讨论，亮点纷呈。先生提出了“乾嘉学术是传统文化发展的峰巅”，也是“传统文化向近代转型的开端”的深刻见解。特别指出18世纪的中国还处在封建社会的末期，学人创造不出足以牵动传统文化向近代资本主义文化转型的“蒸汽机”式的文化动力源。在谈到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转型时，陈振江先生把发展脉络和主要内容概括为：“经世致用型”“中体西用文化型”“融合中西的新学文化型”“科学的现代性的五四新文化型”。强调五四新文化型，“是中国几代新知群体在学习西方和改造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全面引进西方现代科学文化的结晶，也是全面引进和构建后现代性新学科的里程碑”。这四种文化类型与文化现象，都与西方文化的传入、碰撞、交流相关。陈先生认为：在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精华的基础上，积极引进和吸收西学，进而融汇中西，构建有鲜明中国本土特色的新文化。陈振江先生的论点论据以及透彻分析，赢得杜维明教授的契合与赞同。在《对谈录》的最后，陈振江先生指出：“不论是洋务运动还是辛亥革命或五四运动，实质上都是梦想中国成为富强的社会。”

　　三、开阔性视野与真知灼见。1991年，陈先生在《近代史研究》发表《通商口岸与近代文明》约2万字的文章。陈先生以科学的历史观，开阔的胸襟，包容的心态，在掌握大量史料的基础上，研究探讨以通商口岸为中心的近代文明的舶来与历史轨迹，及其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陈先生从通商口岸城市的出现入手，客观分析了其殖民化的加深和近代文明的建立与传播“一身二任”的特点。陈先生认为：通商口岸从鸦片战争开辟“五口通商”算起，世界资本主义利用战争侵略和迫签不平等条约等手段，相继在中国开辟多个通商口岸，“作为它们扩大侵略和掠夺中国的基地和跳板”。“遂使这里既成为半殖民地化的典型地区，又成为传播西方近代文明的基地和橱窗。”文章列举了上海、天津等通商口岸城市，移植诸如西洋建筑、街道、市内交通以及电灯、电话、自来水等市政文明，当时成为许多中国人向往与追求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启蒙“读本”。在谈到通商口岸的近代工业时，陈先生指出：首先是由外国商人和殖民者为了掠夺原料、倾销商品与榨取中国人民的血汗而建立的。他同时指出，“当外国人把机器生产和铁路、轮船运输移植到通商口岸的时候，中国人也在那步履维艰地引进和创办近代工业企业，先由洋务派兴办军工和民用企业，继有民族工业的兴起”。兴办新式教育是传播与建设近代文明的重要内容，当年广州、上海、天津、福州、厦门、武汉等通商口岸，正是新式学堂的丛集之地。伴随着欧风美雨的阵阵袭来，通商口岸的衣食住行和娱乐等生活方式发生了显著变异与更新，遂成为社会生活习俗变革与传播的前哨与据点。夜总会、赛马场、舞厅、剧院等西式娱乐场所的出现，打破了传统京剧和地方戏一统天下的局面，丰富了人们的休闲娱乐生活。但是，西方的丑恶现象与行为也随着洋人洋货的涌入而夹杂进来，日益严重败坏了中国的社会风气。在文章最后，陈先生指出：“近代崇洋风气与近代文明的传播相表里，二者发展的轨迹是同步的”“形成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心态。”

　　以上三篇文章，贯穿了一条主线──中西文明交流史。从两千多年前沟通中西古代文明的丝绸之路，到近代文明的中西交流，无不体现出陈振江先生开阔的视野、渊博的学识、求实的学风和驾驭史学重要问题的能力与水平。

　　言传身教 师者如光 微以致远

　　陈振江先生40余载的教学生涯中，许多学生成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骨干和中坚力量，也有一些青出于蓝，成为卓有成就的历史学家，饮誉学界。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师者如光，微以致远。这些学子取得的成就也饱含着当年陈振江先生的教诲与指导。

　　我有幸成为陈振江先生的学生，面聆教诲，受益良多。回想自己在南开大学历史系的读博岁月，历历在目，陈先生授课、指导论文的情景，如在昨日。陈先生对学生标准高、要求严，诲人不倦，和蔼可亲。在陈先生的悉心指导下，我如期完成博士论文《天津开埠与文化变迁》。在文中，我首次提出近代天津文化具有开放性、多元性、包容性特点，并于2004年在《天津日报》发表文章，阐述了这一观点，得到广泛共识。在陈先生的鼓励下，我利用业余时间研究近代天津文化，在公开报刊发表了10余篇与博士论文内容相关的文章，普遍受到好评。我清楚地记得，每当我把发表的文章或寄或送给陈先生时，他都非常高兴，会说许多赞扬和鼓励的话，勉励我不断进步。

　　2020年10月，人民出版社出版拙著《法国“进士”逐梦东方》后，我登门送书给陈先生，敬请先生指教。因脑出血后遗症已患病7年的陈先生，那天特意换了一身正装在客厅接待我，先生看到拙著非常激动！当我恭敬地把书送到陈先生手里后，他双手捧着书，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而笑逐颜开，这时我看到先生很想说话又如鲠在喉的样子，心里很难受。陈师母说，陈老师很久没有这么高兴了！此时此刻，我想起陈先生当年为我们授课时的神采飞扬，真是百端交集，感慨万千！

　　陈振江先生永远离开了我们。但他“志者青春”的精神，渊博精深的学问、严谨治学的态度、求真务实的学风，永远感染和激励着我们勇毅前行。

　　2022年12月8日

　　作者系1998级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博士研究生，师从陈振江教授，2002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出版有学术专著《法国“进士”逐梦东方──1914—1938年桑志华（Emile Licent）来华科考探险记》，获评2020年人民出版社优秀学术著作。

　　题图摄影：刘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