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报纸有多个版面，分别针对受众的不同需求，其中有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叫“副刊”。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副刊指的是“报纸上刊登文艺作品、学术论文等的专页或专栏”。相对于时政、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刚”性内容，副刊明显是“柔”的。从类型来看，它代表的是“文化”，是“正刊”的补充和延伸，形成了报纸内容的刚柔相济。从逻辑上来说，正与副是相辅相成的概念，没有“副”，何来“正”？所以自从有现代意义上的报纸以来，副刊虽然有“副”字，但从未被小觑过。一份报纸的人文高度与其副刊的质量密切相关，副刊实则代表了一个时代和一份报纸的文化水平。

　　之所以谈起似乎很久没有出现在聚光灯下的“副刊”，是因为最近关于它的讨论。先是92岁的王蒙先生，于9月在《人民日报》“大地”副刊发表了《办气韵生动的副刊》一文，用南朝谢赫论画的“气韵生动”的概念，提出了对副刊的要求。石子投入湖中激起涟漪，《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重要媒体相继从不同角度阐释了副刊的重要性，并对其当下状况、走向作了论述。为何此时副刊得到了青睐？我认为是副刊本身具有的“承传”作用和“雅正”美学。“承”指的是它承接着时代主旋律的音符，具有与生俱来的教化责任，是引领一个时代风尚的“发布会”；“传”则是传播和传递，副刊可以依靠独有的“趣味”，使上述文化内容更为鲜活、更易接受。在以手机屏幕为王的新媒体时代，人们关注的焦点很容易偏移，新奇怪诞的内容往往更引人注目，在此时，副刊则发挥了“雅正”的作用，以风格古朴、格调高雅的特质，成为最适合大众接受的美学范式。

　　那么，问题就很清楚了，现在讨论的看似是“副刊”的问题，实则呼唤的是一种美学精神。当下文化的多元和杂糅是历史上空前的，以手机为载体的信息洪流足以占据个人的大部分时间，这也引发了注意力竞争；与此同时，此前副刊的“文化”功能也被分流到各个方面。短视频里，历史地理、人文趣事、生活巧思等经常出现在副刊中的内容被具象化呈现。

　　副刊在当前的文化背景中该如何办好，读者又想要看到怎样的副刊，就成为新的问题。

　　鉴古知今。作为当代副刊名片之一的《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其历史经验就值得借鉴了。吴志鹏博士在《独树一帜的党报副刊——1949年的〈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一文中考证，创刊于1949年3月24日、目前出刊三千多期的《天津日报·文艺周刊》，是新中国持续刊行、历史最为悠久的党报文学副刊之一。在它长达七十多年的办刊史中，有许多“故事”可以照亮今天的道路。

　　首先它始终与现实共振，《人民日报》的《居“报尾”而向“潮头”》一文中，在谈中国报纸副刊“很早就建立了关注现实的传统”时特意提出两点，一是“鲁迅先生以《申报·自由谈》为园地”，二是“孙犁先生主持《天津日报·文艺周刊》”。由此可见，这两个副刊是现当代副刊中两张重要的名片。“关注现实”这一概念容易解释——更重要的是如何理解和塑造“现实”，而《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在这方面恰有可以一说的独到经验。

　　把副刊办出自己的风格，是《天津日报·文艺周刊》的历史经验，它离不开孙犁作出的贡献。孙犁深知副刊“雅正”的特点，因此有意把“文艺周刊”定位为“一处苗圃”，用独有的视角回应、引领了时代的风潮。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农村发生巨变，孙犁作为副刊的主要负责人，特别注重选用以细腻的抒情笔法书写农村变化、新人新事的作品，于是在他的影响、培养之下，年轻的刘绍棠、从维熙、韩映山、房树民等，频频发表小说并在文坛受到关注，风格相近、声气相通，日后被文学史概括为“荷花淀派”。可以说，他们都是在《天津日报·文艺周刊》的扶持下成长起来的，这在当代报业史上也是一段佳话。

　　形成自己的传统，这在我看来是一种情怀，也是《天津日报·文艺周刊》的自觉追求。建立传统是一个问题，延续下去则是另一个问题；通常形成一个风格需要一代人的开拓，而将其延续下去，则需要数代人的不断努力。这就需要从业者的使命感——2019年是《天津日报》创刊70周年，《天津日报·文艺周刊70年精品选》出版，该书主编王立文在序中说，《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不仅见证一份报纸的似水流年，更流经时代的山川河海，流经我们的情感脉络，澎湃起伏，生生不息”。看似小小的副刊，竟然有着超越时代、汇聚人文的情怀。这种以“副”为“正”，让副刊堂堂正正。

　　（作者系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