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文学创作的，当时我在天津市群众艺术馆担任曲艺编辑，还不到三十岁。其实我在部队期间就已经开始写作了，只不过没有发表过作品，都是在笔记本上写的小说，然后读给战友们听，他们传着看。听到战友们谈论我的作品，我当时很激动和骄傲。后来从部队到天津市群众艺术馆任编辑，就是靠着这些笔记本上的创作进馆工作的。

　　说起发表作品，还是从《天津日报》的“文艺周刊”开始的。我当时订了《天津日报》，每周都看“文艺周刊”。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将第一篇小说投了过去，每天都等待着发表的消息。

　　一个月后，编辑回复我，说小说可以发表。我当时竟然觉得这个消息不是真的，那种既想相信、又忍不住怀疑的心态，让我觉得像是有人在跟我开玩笑。后来，当我在《天津日报·文艺周刊》看到我的处女作，我的眼眶顿时湿润了，反复看了好几遍，发现有不少地方都被编辑修改过，就像是一棵歪歪扭扭的小树，被修剪成了挺拔秀美的样子。

　　从那之后，我的文学创作一发而不可收，直到现在，四十年过去了，我每年依然会在《天津日报》的“文艺周刊”发表一些小说和散文随笔。如今，我已在全国各地刊物发表作品，但这不会影响我对“文艺周刊”的感情，尽管“文艺周刊”换了多位编辑，但并没有改变当年的初心，依旧热心扶持作者，做作者的贴心人。记得我的一篇八千字的小说《关于我爹和鸟》在“文艺周刊”发表后，《小说月报》予以转载，在社会上引起了反响。我和“文艺周刊”的编辑有过一次推心置腹的交谈，对这篇小说进行了深入的复盘，它好在哪里，不足在何处。那次对话，对我以后的文学创作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文艺周刊”是一个讲宗旨的地方，那就是接地气，反映社会生活中的新鲜事物，让读者能感受到这个时代的声音。可能我的文学创作与“文艺周刊”的宗旨相近，那就是鼓励有时代精神的人、有社会责任感的人、追求理想的人。“文艺周刊”是一个很活跃、有生气的版面，每年都会举办各种活动，比如，曾举办过多次津味小说征稿活动。天津是一个很有故事的城市，是九河下梢的文化码头，有着丰厚的文化底蕴，提供给作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学素材。天津人那种独特的性格、乐观向上的气质、豁达包容的心态，也成为作者的灵感源泉。每次的津味小说征稿活动，都吸引了很多作者参加，甚至是外地的作者，他们从历史和现代的角度，写出了津味小说的特色。我曾创作了一篇小说，写的是小时候在吴家窑大街九号楼的生活，写了童年的记忆，写了邻里之间的深厚感情，还写了那些懵懵懂懂的爱情萌芽。我也写过很多反映吴家窑大街九号楼生活的散文，那里虽然是楼房，但有着天津大杂院的典型生活形态，这是别的城市所没有，只在天津才有的市井风情。

　　换一个角度说，“文艺周刊”也是一个注重创新的地方，那就是鼓励写作者创新，以新的创作姿态和生活状态，反映这个生机勃勃的时代，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阅读。它既可以让你怀旧，也可以让你出新，给你铺好路，任你驰骋。

　　“文艺周刊”也是天津作家们互相交流的地方，作家之间很少见面，但经常能在“文艺周刊”上“打照面”。天津有个作家叫王筠，很有才华，看到他在“文艺周刊”发表的作品，我就对他产生了兴趣。王筠是一位写津味小说的高手。后来，我们经常见面，聊的话题就是他的生活和写作方式。“文艺周刊”成了我们之间联系的桥梁。后来，我在“文艺周刊”读到了他的最后一篇小说，写的也是天津的生活，很感人，但没有想到会是他的绝笔，他已因病去世了。当时听到他去世的消息，我很痛心，觉得少了点什么。还有马林，也与王筠一样，是“文艺周刊”的忠实作者，热衷于津味小说的创作。他因病去世后，我参加了他的追悼会。“文艺周刊”就是这样，看着一些作者离去，又有一批新的作者加入。

　　算起来，我也是“文艺周刊”的老作者了，看着它从老编辑传到新编辑手中，代代相传。编辑们的脾气秉性虽然不同，风格却出奇地一致。他们都会走访业余作家，我能从他们身上看到孙犁老先生的遗风。一张报纸的副刊就是读者的心灵窗口，从“文艺周刊”到“满庭芳”，刊名虽不一样，却是一脉相承、薪火相传。

　　（作者系天津市群众艺术馆原馆长，研究馆员，三次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