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凡编过副刊的人都知道，报纸副刊工作的流动性很大，能够在岗位上坚持下来不容易。那些年，副刊编辑常会被调来调去，新分配到报社的年轻人，都要先去记者部锻炼，然后才能有机会调到文艺部当编辑。

　　我刚到天津日报社工作时，是1975年，在从事文字工作之前，先要与铅字打交道。排字师傅都是有文化的，他们比拼技术，忘我工作，且对文字有着超强的识别力，无论发排的原稿有多乱，他们都能准确、快速地拣出铅字，令人钦佩。我就是从师傅们口中，听到了有关报社的历史，还听说孙犁就在《天津日报》副刊部。一想到每天出版的报纸，都与排字车间有联系，手中那些小小的铅字，便瞬间有了分量。

　　在熟知报纸印刷流程之后，我被调离排字车间，拜前辈副刊编辑为师，开启了报纸副刊编辑生涯。没过几年，我也像其他副刊编辑一样，手提着画好版式的小黑板，去排字车间拼版了。我的这份副刊情怀，自此被深深地埋进了心里。

　　在调往文艺部之前，我已经在副刊版面上发表过诗歌作品。那是我的处女作，一首16行短诗。令人难忘的是，这首诗是我在排字车间，看着它从排字、拼版、压纸型，到最后被装上轮转机。转天清晨，我下了夜班就直奔收发室，拿到了新印出来的报纸，在副刊上看到了署有我名字的诗歌。当时那种激动的心情，多少年过后都难以忘怀。

　　这便是我与报纸副刊的缘分。我从排字车间走出来，闻过那里的油墨香和纸张的清香，后来又在副刊园地感受到了孙犁笔下的荷香与苇海。从事副刊编辑工作之后，每期的“文艺周刊”，我都会去排字车间拼版，从小黑板到版式纸，再到激光照排，直到很多年后，铅字作业被数字化所取代，可我的脑海里，还总是时不时地冒出铅排时的腰栏和栏宽数，想起老副刊人的严格要求——副刊要“薄皮大馅”，版式“不能贴饼子”，“活儿与活儿（即段与段）之间要相互咬合，不能通直缝子”……这都是经验之谈，细想起来都很有道理，记住了副刊版式的这些规矩，也就记住了前辈编辑的良苦用心。

　　副刊版面不同于新闻版，要突出副刊的特色。报纸除了新闻之外，还辟有专刊与副刊，副刊又细分为综合性副刊和文学性副刊。《天津日报》创刊时，第四版便是“副刊”，属于综合性副刊，随后创办的“文艺周刊”，便是纯文学作品版，每周一期，以刊发小说、散文、诗歌为主，兼发与文学相关的评论。

　　“文艺周刊”在创办伊始，便制定了办刊方针，注重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以培养和扶植文学新人为己任，树立了党报文艺副刊的优良范式。当年留存的记载虽然有限，但郭小川、方纪、孙犁三位创办者，都曾为新生的“文艺周刊”辛勤耕耘。在刚刚解放的天津，他们夜以继日地工作，常常忙到深夜才回家。郭小川、方纪相继调离后，孙犁留在了副刊，全面主持“文艺周刊”的工作。

　　1979年1月，“文艺周刊”复刊，由我负责相关的编辑工作，需要一切从头学起。我将孙犁前辈的一些著述，特别是与编辑工作相关的文章，当作自学教材，一心想做一名称职的编辑。孙犁在我的心目中，是一位和蔼可亲、善解人意的老人，对年轻编辑的心愿，从来都尽力满足。我每次登门看望，总会提出一些请求，他都欣然应允，从不让我失望：他为我开过学习书单；替我亲笔写过多封给诗人的约稿信；帮我修改过一篇作家专访的原稿……每次见到我，他都要问起“文艺周刊”的来稿情况。

　　1983年，“文艺周刊”出刊1000期时，孙犁写了一篇文章《我和〈文艺周刊〉》。主编李牧歌和我一起到孙犁先生家里，当面请他为“文艺周刊”千期纪念写篇文章。孙犁答应了。他的支持是对“文艺周刊”工作的充分肯定，同时，也说明“文艺周刊”在他心目中的分量。

　　孙犁的这篇《我和〈文艺周刊〉》，对于报纸副刊界来说，影响极为深远。文章中提出的五点办刊希望，是他长期从事编辑工作的经验总结，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将这篇文章从报纸上剪下来，夹进书册里，当作副刊工作的准则。

　　我常常督促自己，不要光坐在办公室里看稿，要多走出去联系作者。我曾骑着自行车到丁字沽找过作家王家斌；到小海地找过诗人鲁藜、林希；到高层住宅楼里找过吴若增、阿凤；在冯骥才家，与他坐在整面墙都是书柜的起居室里聊天……前两年，我还到滨海新区参观“蒋子龙文学馆”，回来后写了一篇长文《文字之交——我和蒋子龙先生的交往》，讲述了我们几十年交往的故事，情谊浓浓。

　　副刊编辑走出去，与作家朋友交流，是一件十分愉快的事。作家们大都睿智、通透，有超强的记忆力，每深谈一次，都是一次学习和提升的机会，可以开阔思路，增长见识。从交往中还可了解作家最新的创作构想，便于日后约稿。

　　我在“文艺周刊”做了三十多年责任编辑。“责任”二字体现的是责任心和责任感，编辑只有有心、用心，才会产生爱心，全身心地投入副刊工作。我是由李牧歌带入行的，她和邹明都是孙犁的老同事，也是“文艺周刊”前辈编辑的优秀代表，我深受他们的教诲，不能辜负前辈的期望。

　　前些年，我为“文艺周刊”的老朋友、老作家写过多篇回忆文章，如柳溪、孟伟哉、舒群、魏巍、刘绍棠等；约请作者为去世的杨润身、吴若增、颜廷奎等写过悼念文章，并在每篇文章后面加上“编者附记”，以表达怀念之情。近两年，回想起报纸副刊编辑工作中的诸多往事，我写了多篇散文，如《粉笔之忆》《铅字之忆》《书信之忆》《纸墨香不散》，还有一些关于编辑素养与修为的文章。这些文字，无一不是在写“文艺周刊”，写前辈孙犁——我是想留住那段峥嵘岁月，为后继者留下老一辈编者的身影和足迹。

　　岁月证实，副刊是一张报纸的灵魂。传统不能丢，文脉不能断。纸媒与书籍一样，凭借文字而存在、而传播。文字不朽，纸质媒介就在。《天津日报》的报名永远响亮，“文艺周刊”这块园地，也依然会春风化雨，花色常新。

　　（作者系《天津日报》原文化专副刊中心负责人，高级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