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哲（1913—2005），字维商，河北深县人。初中在河北省立第十中学读书，高中就读于北京市立第四中学，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时，抗战爆发，他随学校辗转抵达长沙、云南，在西南联大继续学习。1940年毕业后又考入北大文科研究所，师从著名古文字学家唐兰读研究生，三年后毕业获硕士学位。其后，先后任教于华中大学、湖南大学，1948年应南开大学之聘，历任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业教授、博士生导师，还先后创立了先秦史研究室、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在南开大学工作的57年里，王先生为南开历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因为有王先生在，南开大学被誉为先秦史研究的一座重镇。

　　作为我国著名的先秦史学家，王先生在古文献、古文字、古音韵等多方面功底深厚，治学严谨，讲究实证，多有创新。有《中国上古史纲》《中华远古史》《古史集林》等著作传世，在历史学界有着极大的影响。

　　因为先秦史研究的需要，王先生长期致力于甲骨学研究。西南联大研究生时代就曾选修唐兰《甲骨卜辞研究》课程，深入学习甲骨学。在唐先生的指导下，撰写了《宋代著录金文编》稿本上下册，打下了坚实的古文字学研究基础。后来他在南开大学讲授《甲骨史料选读》等课。他培养的许多学生也都在甲骨文和甲骨学研究方面作出了成绩。

　　王先生本人虽然没有专门的甲骨学著作，但他在先秦史研究中，尤其是在对商代社会历史的研究中，非常注重利用甲骨文字材料，对甲骨文反映的殷商时代社会历史进行了全面综合的探索。在甲骨文考证、甲骨卜辞释读、文献补正、甲骨分期分类、周原甲骨族属、商族起源和商代社会性质等诸多历史问题上，也都有自己独到的理解，形成了一家之言。

　　王先生较早地注意到中国上古史中的民族问题，研究生毕业论文就写了《玁狁考》，其后又有《鬼方考》《鬼方考补正》《卜辞邛方即玁狁说》等论文，充分利用甲骨文、金文材料对这些早期民族问题进行论证，对包括王国维在内的权威专家观点进行重新解读，形成新论，颇受学术界重视。其中《鬼方考》还荣获当时教育部学术发明奖。

　　王先生更多的是利用甲骨文材料，对商代社会制度与社会性质进行复原研究。其《试论商代“兄终弟及”的继统法与殷商前期的社会性质》，就是充分利用甲骨文材料，由商代“兄终弟及”继统法及其演变，论及殷商社会性质的变迁，认为商在盘庚之前为父系氏族社会，实行“兄终弟及”制度；至盘庚迁殷之后进入奴隶制社会，王位继承法也开始从“兄终弟及”逐渐过渡到反映私有制的“父死子继”的继承制度。

　　在上世纪那场著名的社会史分期讨论中，王先生积极投身其中，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即西周封建说：商代前期还未正式进入奴隶社会，而是正处在氏族社会和阶级社会的过渡阶段；商代晚期已是奴隶制社会时代；到西周时期已经不是奴隶社会，而是已经进入到初期的封建社会了。关于商代社会性质的这一研究，王先生主要是从甲骨文中出现的奴隶、人殉、人牲和俘虏以及“众”与“众人”等社会群体的身份地位分析入手的。

　　作为历史学家的王先生，较少对甲骨文单个字的考证，其对甲骨文字的考证往往不是为了考字而考字，而是通过对一些关键字词的考释而解决历史学研究中的重要问题。比如其学术名篇《甲骨、金文中的“朝”与“明”字及其相关问题》和《“箕子之明夷”与朝鲜》等，就是这样典型的例子，对学术界误释为“春”的甲骨文“朝”字进行重新解读与正名，并与商末周初“箕子去朝鲜”的历史大事结合起来。

　　虽然王先生没有专门的甲骨学著作，但这并不影响他对甲骨学本身和对甲骨文字的研究与贡献。王先生在古史研究过程中，往往对涉及的甲骨文和甲骨学有关问题进行随机性的探讨，所以他的甲骨学研究成果往往编缀于其史学研究成果的字里行间。比如他对甲骨文的发现这一问题，他不同意只是说王懿荣发现了甲骨文，而是将王懿荣、孟广慧、王襄都看作甲骨文发现者。再如对甲骨文字在汉字发展史上地位的认识，他指出殷墟甲骨文已经不是汉字起源之初的纯图象形状态，而是有了一定程度的线条化和符号化。他从甲骨文字形分析“六书”造字法的先后关系与变化过程，先是象形，在象形基础上逐渐产生指事、会意，形声的造字法最为重要，最后才有了转注和假借，甲骨文已经远离原始文字阶段，有了一定程度的成熟性。再者，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王先生对甲骨卜辞这种新出现的信史材料的学术意义和史料价值，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

　　王先生曾为乃师唐兰的一部甲骨学著作《甲骨文自然分类简编》写了序言，从中也可以看出王先生对于甲骨文字形体系的认知。唐先生此书是一部以每个甲骨文字为单位，按照字形系联而编成的甲骨文字典。这比以往的古文字工具书受许慎《说文解字》影响，大都按照偏旁部首的类别相从、起一终亥而编制成的做法，确实有所突破。王先生认为，过去按照小篆字形而分别的部首，并不适合甲骨文字，并举甲骨文中“祖”作“且”并不从示，而甲骨文“妣”字作“匕”也不从“女”，如果按照小篆形体以《说文解字》的编排次序分别排入“示”部和“女”部，就不是合理的“以类相从”了。况且，王先生还指出了《说文解字》的分别部首体系本身还存在着不少不合理之处。所以王先生认为由唐兰创设、日本学者岛邦男继而沿用的这种真正以类相从、按形检索的甲骨文字自然分类体系，是个了不起的独创。

　　另外，除了殷墟发现商代晚期甲骨文之外，又在陕西周原一带发现了西周甲骨文，这迅速成为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课题。面对发掘者和多数学者认为的周人本地占卜观点，王先生坚持独立思考，撰写了《陕西周原所出甲骨文的来源试探》一文，从商周两个对立的民族关系、族群祭祀对象以及龟甲产地地域等角度入手，认为这些西周甲骨文绝大部分并非周人占卜卜辞，不可能是周人祭祀商人祖先的产物，或是商末卜师投奔周族时携带过去的，对西周甲骨文的族属、来源和性质等作了自己的判断，成为这一甲骨学分支学科的一家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