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的农历重阳节，中共一大召开不久，在北京景山东街中老胡同5号院，举行了一场简朴的婚礼。李大钊主持婚礼并证婚，婚礼双方为何孟雄与缪伯英，他们都是中共北京党组织的早期党员，缪伯英还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位女党员。人们将他们二人名字当中各取一字，称其为“英雄夫妻”。后来他们成为革命烈士，更是名副其实的“英雄夫妻”。

　　建党初期担任北方区委委员的何孟雄曾多次来天津开展工人运动，1922年年底是其中有明确记载的一次。那时，何孟雄正在从事京汉、京奉、京绥、正太、津浦“五路同盟”工人运动组织工作，其间在天津拍摄了一张照片。在照片的背面，留有他的亲笔题字：“此像摄于津，正适伯英病……孟雄自志于北京。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十日。”这张照片记录了“英雄夫妻”同天津的一段渊源，其原件现收藏于湖南省炎陵县档案馆，缪伯英故居展出了其复制件。

　　二人结婚以及何孟雄给这张照片题字的时候，缪伯英还是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简称女高师）的学生。1919年7月，缪伯英以长沙地区第一名的成绩考入该校理化系。

　　1926年，李大钊、赵世炎等北方区委党员以及众多青年学生在北京参加了三一八惨案的游行。不久，鲁迅写下《记念刘和珍君》，刘和珍以及文中提及的杨德群都是女高师的优秀学子。

　　缪伯英在1924年毕业后，受党组织派遣回到家乡湖南工作。缪伯英是刘和珍和杨德群的师姐，虽然她当时远在长沙，却也在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就在鲁迅《记念刘和珍君》于《语丝》发表的前一天，1926年4月11日，“湖南妇女追悼北京死难女烈士大会”在长沙召开，缪伯英任大会主席宣读祭文并发表演说，到会女界团体两千余人。杨德群以及《记念刘和珍君》一文中提到的另一位女生张静淑，不仅是缪伯英在女高师的校友，也是她在湖南长沙稻田女子师范学校的校友。

　　稻田女子师范学校是湖南最早的女子师范学校，它的官方称呼是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1926年，湖南文化名流李肖聃曾为这所学校题写过一副对联，上联是：“圣人抱一，于道为高，通利敢忘师，立身当作湘闺范”，下联是：“坤德正中，厥施斯普，艰难无近获，种学长怀古稻田。”这里略微作一简短说明，李肖聃是李淑一的父亲，柳直荀的岳父。李淑一，即毛泽东词《蝶恋花·答李淑一》里的那个李淑一，而柳直荀则是词句中“我失骄杨君失柳”的那个“柳”。柳直荀曾于1928年至1929年在天津短暂工作，担任顺直省委秘书长。还是说回到这副对联，上联中的“立身当作湘闺范”一句可以看出，其是专为女师提出的要求，下联中的“坤德正中”，也特指为女性；“种学长怀古稻田”一句，则是告诫年轻学子在求学之中不忘耕耘，因有古稻田存在而以农喻教，一语双关。如今这副对联依然悬挂在砂子塘路上、已改称为长沙市稻田中学的学校门前，成为对稻田师范精神的一种传承。

　　我曾特意去古稻田遗址寻觅。长沙都正街的这片历史街区，曾是唐代长沙东城墙外的一片稻田，在五代十国时，稻田西边建了座马王宫，修了条马王街，稻田也渐渐变成了城里的街，于是古稻田也就成了巷名并延续至今，它东起建湘南路，西至都正街。明朝后长沙扩城，此街圈入城池之内。稻田中有一口大塘，名稻田塘。清宣统元年（1909），政府在古稻田拨官地200余亩修建校舍，1911年秋建成，1912年5月正式开学，校名虽屡有更迭，但一直以来人们习惯称之为稻田师范。

　　虽然当年的古建筑踪迹已不复存在，但曩昔风采依稀可辨。我们行走在这片街区里，还有意外的收获，这就是在马王街的长沙修业学校。五四运动时期著名刊物《湘江评论》在此诞生，毛泽东、徐特立、周世钊都曾在此工作，后面两位分别是毛泽东的老师和同学，他们也都曾在稻田师范担任教职。

　　徐特立担任稻田师范学校校长兼任国文教师是在1925年，当时他广聘名师，如田汉、周谷城、周世钊等。作为女师，这里的杰出女性层出不穷，如曾宝荪、杨开慧、向警予、缪伯英、谢冰莹、王人美、李淑一、刘英、曾宪植、杨德群、张静淑等。杨开慧和丁玲虽然也在稻田师范册列之中，还需作一注解：杨开慧在随父迁居长沙之后，曾在稻田女子师范附小读书，而丁玲则是随母余曼贞来到稻田师范，余曼贞33岁方才入学，而丁玲也是曾就读于附小。

　　缪伯英不仅曾就读于稻田师范，还曾任稻田女师附小主事。在校史馆墙上，我看到了一篇缪伯英写的《稻田女校记》，于兹略作摘录：“长沙古城稻田有学校曰第一女子师范，即吾读书之所。地址颇大，自大门入有大坪，周围种以杨柳。入二门有长坪，两旁杨柳数十株，高数十尺，苍翠之色可以悦目，清新之气可以养心。其右为小学部，分六教室，中有一长厅，悬黑板……每上课时，唯闻读书、唱歌、风琴之声，洋洋盈耳……吾每晨偕弟妹入校。铃鸣，同学数百人，集坪中行朝会礼，甚整肃。至散课时，与同学唱歌、按琴、游戏，久之，同归，盖于精神上之裨益良不少也，遂记之。”此文写校园生活极佳，当时老师评语“思致清新，绝无浮烟障墨绕其笔端”，它是直接了解稻田师范和缪伯英的珍贵物证。

　　1916年缪伯英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即稻田师范时，杨昌济已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缪伯英常随杨开慧去其家中，聆听杨昌济的教诲。而后1918年杨昌济受聘于北大，杨开慧随父进京。次年缪伯英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和杨开慧再度重逢。缪伯英又常去豆腐池胡同9号的“板仓杨宅”做客，与杨开慧同住，当时毛泽东、蔡和森、邓中夏、何孟雄等湘中才子也都常在座中。

　　缪伯英和杨开慧的老家同在一镇，不仅如此，他们还是世交，缪伯英的父亲缪芸可和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都是晚清秀才，二人都曾在岳麓书院读书，也都曾有过留学经历，且又都投身于教育事业。缪伯英与杨开慧幼时即常在一起读书玩耍，情同姐妹，她们都是同学少年，都激扬文字，也都是女界精英，还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女党员，后来又都成为革命烈士。

　　缪伯英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之后，与当时在北京大学旁听的何孟雄在湖南同乡会上相识，经何孟雄的介绍，缪伯英开始参加北大的各种进步活动，并加入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她虽然不是发起者的19人之一，却是早期重要成员，也是其中唯一的女性。我为了追寻缪伯英的足迹，到访了被列为“北大红楼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之一的北大二院旧址，这座院落里“西斋”十四排平房中的第九排东头第一间及相邻两间房屋，在1920年由蔡元培拨出，作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活动地点，它还有一个雅致的名字，叫亢慕义斋。

　　如果不了解这段历史，那么一定觉得这个名称让人费解。其实“亢慕义”是德文“Kommunismus”即共产主义的音译。“斋”自然是指书斋。所以它可以翻译成共产主义书斋，对应的正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北大学子们果然不俗，他们中译洋音，把共产主义以中国士人的弘毅精神来阐释，一群人，以高亢之姿慕求义理，在当时的条件下，含蓄表达又表明心志，不着痕迹而尽得风流。

　　亢慕义斋是红色书斋，这里收藏多种马列著作，盖有“亢慕义斋图书”印章的德文原版书如今保存在北大图书馆。这里不仅是图书室，也是翻译室，他们设立了英、德、法三个翻译组，翻译《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经典著作，译稿多以油印本形式在进步青年内部传阅。正是在亢慕义斋里，缪伯英在李大钊和包括何孟雄在内的其他研究会会员的影响下，在思想上转变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1921年重阳节，“英雄夫妻”结婚的中老胡同，距离北大二院的亢慕义斋咫尺之遥。婚后他们一面继续求学，一面全力投入工人运动，并为《工人周刊》等刊物撰写了大量文章，他们的家也一度成为北京党组织的秘密联络站。婚后两人依然与亢慕义斋有联系，但活动重心已从室内研讨转向一线革命实践。就在那年秋天，以女高师和北高师党员为主，成立了中共北京西城支部，缪伯英担任第一任书记。而何孟雄于年底当选为中共北京地委第一任书记，他在任期间，着力开展工人运动，尤为重要的工作，是在京绥铁路沿线发动工人斗争。

　　1929年10月，缪伯英在上海因积劳成疾而患伤寒病危，临终前在给何孟雄的遗言中这样说：“既以身许党，应为党的事业牺牲，奈何因病行将逝世，未能战死沙场，真是恨事！”1931年2月7日，在龙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刑场，何孟雄与“左联五烈士”等革命志士一同英勇就义，是“龙华二十四烈士”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