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当一段历史走过近一个世纪，如何让它依然能被今天的人们真切地感知与认同？在天津，一场围绕红色文化的传播探索正在进行——VR（虚拟现实）技术打开了历史的入口，数字档案留住了建筑的记忆，传播理念的更新让90年前的故事与当下年轻人重新对话。从空间到时间，从感官到情感，红色文化正在以一种新的方式，走入当下，抵达人心。

　　当游戏思维遇上红色IP

　　2026年5月，天津数字出版产业园内，体验者摘下VR头盔，愣了几秒，随即脱口而出：“太真实了。”他刚完成了一次“穿越”，从2026年回到了1934年江西于都的渡口，血色湘江的水漫过头顶，铁索桥在脚下剧烈晃动，雪山的风呼啸着灌入耳中。9大章节、35个核心场景，“学习强国”《长征·英雄》VR大空间项目以AI+XR（人工智能+扩展现实）技术，带给体验者交互式的红色文化体验。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旗下子公司津版数融是该项目在天津的“城市合伙人”。津版数融总经理王美娜说：“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宣传长征精神是重要任务。但如果出版集团还是出几本图书，这事就太‘常规’了。内容不缺，缺的是‘抵达方式’。我们想找一些新的传播渠道，让更多人了解长征。”他们选择了VR沉浸式体验赛道，与“学习强国”平台合作，拿下《长征·英雄》独家运营权，该项目已经获得国家电影局颁发的虚拟现实电影“龙标”（公映许可证）。

　　4月，首家体验馆在天津数字出版产业园揭牌。她说：“选址定在集团数字出版产业园，这也是集团数字化转型的一个代表性园区。园区空间本已紧凑，团队硬是腾挪出6间办公室，为项目开辟出充足的运营空间。另外，VR大空间需要一个纯无柱的场地，但场地中间有一根柱子，团队最终将柱子融入空间设计，把限制变成了布局的一部分。”

　　将历史真实性与交互体验相融合，是整个制作过程中最难把控的环节。“解题的关键，是把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王美娜表示，项目在史实上严格把控，例如，团队在设计射击环节时，画面中敌方穿的衣服和我军一样，这是由于，当时的历史事实就是这样，双方军装样式一致，只是帽徽不同，“我们在细节复原上精益求精，每一个故事环节都经得起历史检验。”

　　游戏与红色教育，在常人看来隔着一条河。但她认为，“游戏琢磨的是用户为什么留下来，红色教育琢磨的是历史如何被记住。这其中有着相通的底层逻辑。”

　　《长征·英雄》用AI+XR技术还原了踏上征程、血战湘江、遵义会议、强渡大渡河、爬雪山、过草地、三军会师等长征的光辉历史。整个体验并非单向的历史教学。片中设计了一个名为“红伢子”的NPC形象，全程引导体验者前行。“体验过的人都说交互性非常强，故事情节始终在推着你往前走，沉浸感非常强，不知不觉时间就过去了。”王美娜说

　　“我们希望在天津市布局4到5家VR体验空间，把红色教育做成一个固定的品牌。”王美娜介绍，目前，天津第二家《长征·英雄》VR体验空间将入驻中新生态城，更多场馆运营主体也表达了合作意向。同时，由于项目已拿到“龙标”，影院方面也主动前来洽谈。此外，团队正在推进与高校的合作，计划将项目引入大学校园，与思政课联动。项目此前已走进天津益中，学生们在校内体验了精简版，效果很好。

　　《长征·英雄》50多分钟的体验时长在VR领域属于重度内容，与短视频时代的主流消费习惯看似背道而驰，但王美娜认为，唯有足够的时长才能承载长征的史诗体量，短视频在承载如长征这般史诗体量的完整叙事上存在局限；而深度的沉浸体验，往往需要依托完整的叙事框架才能充分发挥其感染力，这与短时的感官刺激有所不同。她说：“我们不是在和短视频竞争时长，而是在竞争注意力深度。”

　　用数据定格红色记忆

　　天津的红色资源非常丰富，穿行在天津的街巷间，一幢幢朴素的旧楼，曾是烽火年代的秘密据点、地下党的接头地点或指挥作战的方寸之地。如今，硝烟散尽，这些红色旧址成为党史学习教育最可触摸的记忆。然而，有些旧址已经消逝于历史长河，如今只存在于零散的文献和老照片里，甚至仅存于当地居民口耳相传的记忆中。

　　2019年夏天，天津城建大学的一支师生团队走进了蓟州山区。他们带着测绘仪、相机和一张泛黄的老地图，寻找那些散落在山野间的革命旧址。同年，天津城建大学校党委，依托城市建设和城市文化两大学科群特色，组建了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研究团队，团队利用假期组织200多名师生，对天津市全境16个区进行普查。几年间，这支队伍发展成百人规模的红色资源保护志愿团队，他们从最初普查的356处革命遗址起步，如今已将500余处红色旧址的信息收入数据库。

　　考证一处红色旧址，最难的不是技术，而是跨学科、跨部门的信息拼合。天津城建大学红色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兰巍回忆说：“首先，历史资料得验证，有这个事儿、有这个人；然后还要落到建筑上，建筑还在不在？变没变？”天津近代城市变化剧烈，门牌号系统多次更迭，大量建筑已拆除或改建。而许多原始资料来自个人回忆，当事人记错、说错的情况并不少见。更棘手的是，不少史料只是简单提及，比如“在某处开会”，再无更多线索。团队在面对繁多的资料时，要一个个整理、考据，形成完整的、可相互佐证的原始数据。他解释说：“信息采集的工作量非常庞大，我们要不断追溯信息原始出处，由最初几本书扩展到千本书和海量历史资料。我们要从党史资料出发，结合党的机构演变、党史人物活动轨迹、重要事件发生地等线索，构建完整的时空信息链。”

　　对于已消逝的红色旧址，数字复原更像一场与历史的对话。兰巍团队在复原已被拆除的中共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大会遗址时，仅凭少量历史照片和老地图展开研究工作，兰巍说：“我们像侦探一样，通过校正老地图中的街区布局，复原中国建筑的里弄空间形制，通过老照片中窗户的光影推算出房间进深，通过照片远处烟囱的轮廓反推出建筑细节。”在基础信息采集、数据整理后，团队在软件中进行数字建模，经过无数次搭建、推翻、重来，当数字模型最终与老照片完全重合那一刻，他们像触碰到了消逝的时光。

　　天津城建大学成立了天津市首个红色文化遗产研究院，为红色资源的保护利用与育人功能拓展搭建起实体平台。历经多年持续努力，团队完成了对500余处红色旧址的定位、测绘与数字化建模，建立起天津红色资源数据库，对已灭失的重要建筑进行了三维复原，对现存的红色旧址进行了扫描建档。该校革命丰碑展馆展示了大量红色旧址建筑模型，精准还原历史原貌，至今已接待参观者超过10万人次。

　　跨越时空的青春对话

　　张荣恺是天津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传媒艺术系主任，他的团队“数智新声”围绕红色基因的数智传播，已进行五年多的教学、科研和创作实践。他说：“我们依托国家级示范课‘影视剧创作实务’和两项省级课题，团队建起一个主旋律影视资源库，收录80部影视剧，制成300个视频切片，累计时长1400分钟。这些素材既用于本学院教学，也提供给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思政课教师。”

　　张荣恺经常带着研究生团队在天津拍摄红色微视频。有一次拍摄结束后，一名学生打来电话：“老师，我们在河西区五号堤路与郁江道交口处发现了解放天津攻城突破口的纪念碑，咱们能做点什么？”张荣恺深受触动，“刚开始是我带着学生做，学生是被动的，并没有真正理解这件事的意义。但渐渐地，他们从被动执行转为主动挖掘。”

　　他表示，红色文化传播经历过三个阶段：传统的线下媒介传播，包括纸媒、红色旅游；视听大众媒介阶段，如影视纪录片、电视剧；正在发生的数字化新媒体阶段。他将后者概括为三个特征：互联网轻量化内容，比如公众号推文、短视频、红色动漫、有声书，体量小但传播效率高；智能沉浸技术，包括VR、AR（增强现实技术）、全息影像、数字博物馆，变“观看”为“走入”；社交互动传播，打破单向传播，实现即时互动反馈。

　　是什么驱动了这些变化？他归结为三重驱动力：时代驱动力，文化自信建设和立德树人的时代要求；技术驱动力，技术迭代提供硬件基础；市场经济和文化创意产业驱动力。他说：“过去，人们单纯认为红色文化传播只能产生社会效益，无法产生经济效益，但现在发现红色文旅、红色影视等可以二者兼顾。”

　　那么，如何把红色故事讲给现在的年轻人听？

　　张荣恺认为：“小学生处于游戏式的直观化体验阶段，要从游戏的方式介入；中学生理性萌芽开始出现，但排斥生硬说教，偏爱故事化内容；大学生思辨能力较强，更看重内容的真实深度，同时对形式也有更高要求。”

　　“当代转化不是篡改历史，不是软化内核，更不是娱乐化解构。”他表示，“真正的当代转化，是在坚守革命史实精神内核和价值立场不变的前提下，完成三个层面的改造，包括语言风格、叙事视角和情感的激活方式。”

　　首先是语言风格。他举例说：“比如过去讲‘红军展现了无与伦比的革命英雄主义’，这句话没问题，但生硬。如果换成‘饥寒交迫，硬扛万里，这群年轻人拿命拼出路’，会让人眼前一亮。” 张荣恺常给学生播放微短剧《我在长征路上开超市》。“这部作品让我大开眼界，20多岁的年轻导演，让红军和当下的年轻人展开穿越时空的对话。”在他看来，这种网感表达、短句叙事、年轻化比喻，是对红色文化符号的生动“翻译”。

　　其次是叙事视角。传统的宏大史观——战役进程、战略部署、高层决策，这些固然正确，但很难让年轻人共鸣。他说：“红军战士都是十几岁、二十岁的年轻人，和现在的同学们年龄高度重合。如果我们不再只讲路线战果，而加入少年士兵的思乡情、对死亡的恐惧、战友间的互助，一旦转换这个视角，宏大的历史就变成了同龄人的人生故事。”

　　最后是情感的激活方式。传统的情感共振是宏大、崇高、悲壮、肃穆，但生存语境的鸿沟无法抹平。他说：“突破口是在宏大历史中找到普通人内心深处共同存在的坚韧、逆境中的自愈、同伴的互助、信仰的生成，这些在过去和现在都是一样的。”

　　当VR体验者摘下头盔后，情感往往快速消退。张荣恺注意到这一点：“摘下设备后极易出现情绪的快速消退，要把一时的感动转化为持久的价值认同，需要一个承接设计。”他建议体验前让学生带着问题进入，体验中由场景还原历史、烘托共情，体验后立即展开讨论，引导学生分享感受、追问抉择、对标精神。在他看来，要让对话代替灌输，教学设计的本质，是让学生在对话中完成对历史的再理解。

　　让红色文化活在当下

　　如何把红色资源，转变成年轻人能够共情的史实，并且指导他们的行为？

　　兰巍的团队已经迈出了第一步。他说：“数字档案的价值不只是备份，数字资源可以转化成很多形式，比如加入交互内容、数字博物馆，甚至做成游戏、教育产品。后边所有的转化，首先得有历史和数据，后面才能做好。”

　　张荣恺建议，天津应找到属于自己的红色特质：“觉悟社是表达青年觉醒，平津战役纪念馆是讲述城市解放与国家解放的故事，周邓纪念馆是展示伟人风范——从青年求索到国家建设，串联成一条完整的红色叙事链。”这条叙事链面向不同年龄段的学生，分层递进。小学阶段重在启蒙，以红色手工、小讲解员播下种子。中学阶段则展开同龄人对话，“十几岁的你，面临国家抉择怎么选？”到了大学，参观之后可以完成相关内容，让专业与红色教育深度结合。最终，他希望形成馆校一体化的协同机制：“校园是育人的场所，纪念馆、博物馆也承载着育人功能。如何推进这种协同，是我们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王美娜透露，团队正在联动集团旗下出版社、文旅机构、博物馆，探索红色资源的IP（知识产权）化运营，推动“红色+教育”“红色+文旅”“红色+科技”“红色+消费”的融合业态。在周边产品开发上，她选择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借力打力，“比如现在拼豆（手工玩具）在青少年中很流行，我们把红色形象融入进去，让他们在动手的过程中自然接受。”

　　对于出版集团而言，《长征·英雄》项目带来的收获远不止一个VR体验馆。从出书、做教材，到运营沉浸式VR体验馆，跨度不小。出版社的营收逻辑发生了变化，以前卖书，现在卖体验、卖场景。“我们希望依托科技力量，在天津红色教育领域打造一个叫得响、记得住的长期品牌。”王美娜说。

　　红色文化不是凝固的雕塑，而是流淌的河。它流进孩子的拼豆里，流进大学生的微视频里，流进每一个普通人的日常里，让跨越时空的红色精神，真正在当下的烟火里鲜活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