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克凡的名字始终与工业题材小说紧密相连。他的最新中篇小说《父亲和雕像》在《当代》发表，并由百花文艺出版社推出了单行本。这部小说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两代工人的情感牵绊与精神传承，反映出老一代工人的担当与工厂的历史变迁，为天津工业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

　　从16岁进厂当工人、成为“文学青年”，到如今年过七旬依然笔耕不辍，对文学的执着伴随了肖克凡人生的每一寸光阴。也有人问过他，何时改写书法或者画画，他认真地回答：“我可能还会写很长时间小说，因为我有话要说。”这便是肖克凡的文学观：因真诚而坦荡，因敬畏而谦卑，因坚守而长久。所有经历与心事，最终都化作他笔下扎实、动人的文学力量。

　　写被时代渐渐淡忘

　　却依然珍贵的品质

　　肖克凡深深记得，初中毕业那年，在上山下乡的大潮中，自己幸运地踏入一家国营大厂。“那时候上街必穿工作服，面料是蓝色劳动布的，胸前印着厂名，国营厂的标识人人认得。”回忆这段往事，他的眼里仍有光亮，“这工作服给我带来了一种荣耀。‘工人阶级’现在不再是高频词，已被‘工薪阶层’替代，但两者的感受全然不同。”

　　六年的工厂生活，成了他创作中取之不尽的“私房钱”，在他看来甚至“胜过黄金”。工人们的喜怒哀乐、鸡零狗碎的日常，都被他妥帖收藏在记忆深处。

　　1983年，肖克凡在《新港》（《天津文学》前身）发表小说处女作《看车姑娘》，被《小说月报》转载并获奖，他正式踏入文坛。此后数十年，他一边写《黑砂》《机器》《生铁开花》等工业题材小说，一边深耕天津地域文化，推出《都是人间城郭》《天津大雪》《旧租界》等津派小说。2024年，中篇小说《父亲和雕像》在《当代》第2期发表，斩获第26届《当代》文学拉力赛年度中篇小说奖、第21届百花文学奖中篇小说奖。

　　这部作品以华北电机厂为舞台，身患肺癌的老工人李玉福，听闻要做伽马刀手术，突然想起工厂当年遗失的伽马射线探伤仪。他认定仪器被埋在如今已是住宅小区的工厂旧址下，生怕射线伤及他人，执意让儿子去挖出来。这看似荒诞的执拗背后，是老工人刻进骨髓的责任感，是对工厂放不下的执念，更是融入血脉的工人精神。

　　“我曾以为早年的工厂生活已经写尽，如今才发现，那段生活如此丰富。今后我可能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居住在回归了的精神故乡。”肖克凡这样解释这次创作。这部小说最初题为《父亲的伽马刀》，“聚焦治病这件事，切口很窄”，后来他听从编辑的建议改名为《父亲和雕像》：“‘雕像’将具体故事升华为对工人精神的永恒纪念，让一个人的坚守变成了一代人的精神塑像，更贴合我的创作初衷。”

　　在《父亲和雕像》中，他没有采用“子辈隔着时空回望父辈”的悲情视角，也不想把工人塑造成特定时代的英雄符号，而是以父辈的目光，写自己与下一代共同的日常，让老工人回归真实、有温度的生活本身。

　　年轻作家高云天作为“厂三代”，在《父亲和雕像》这部小说中找到了共鸣：“小说里老工友的对话、相处方式，和我姥爷跟老同事的交流如出一辙。那些天津本地的生活图景，也特别鲜活、地道。”

　　也有人质疑这类题材离现实太远，还会有读者吗？对此肖克凡解释说：“曾经有这么一群活生生的人，有他们的坚守、信仰和精神，我希望以文学的方式把他们留存下来，让后人知道他们、理解他们。”

　　而在他眼里，自己从不是在写“工业题材”，而是在写“人”。“如果文学是人学，那我的题材就是人的题材。”他写的是步入晚年的一代工人，写他们内心深处无法磨灭的精神底色，写那些在时代变迁中被渐渐淡忘、却依然珍贵的品质。“这些东西可能不是创作的富矿，但它有价值，值得被写下来。”肖克凡说。

　　兴奋型写作者

　　期待超常发挥

　　初次见到肖克凡的人，第一印象多半都是：这人长得真高。虽已年过七旬，但他依旧身姿挺拔、脚步轻盈，让人忍不住脱口而出：“您这身高得有一米九了吧，年轻时肯定是运动健将！”他笑着摆手：“老喽，‘抽抽儿’了，年轻时一米八八，现在也就一米八六。不过运动健将倒是真的！”

　　肖克凡的运动基因遗传自母亲。母亲上中学时是校篮球队队员，肖克凡从小接触篮球、排球、跳水、滑冰，“不敢说样样精通，但每样都拿得出手”。一说到运动，他立刻双眼发亮：“我在球场上是‘人来疯’，说文雅点儿，叫兴奋型选手。篮球队里我打左前锋，训练时不怎么起眼儿，但上场后，中远距离投篮特别准。跳水、滑冰这些运动也是，一上场我就能进入最佳状态。”

　　“运动场上的兴奋，是身体本能的反应，整个人会自然紧绷，然后释放。”从运动中衍生而来的激情，被肖克凡移植到写作中。他说自己是“兴奋型写作”，很少提前预设情节，更不会把人物框死在固定路线里，而是跟着情绪与情境自然流动，让人物作出真实反应。也正因如此，他笔下人物的言行、选择、心态，都格外贴合逻辑，读者读起来总觉得“这就是真人该做的事”，真实可信、不刻意、不牵强。

　　他对自己这套方法的体会是：写作贵在情景交融、身临其境，创作者要像演员一样，彻底进入角色。他说：“我后来仔细思考了一下，或许可以用‘人格理想与人格行为分裂’来形容我的创作状态。我认为这不是贬义。如果我把一个人在现实里的样子称为‘人格行为’，那他在文字中抵达的精神高度就是‘人格理想’。它们可以完全不同，甚至暂时分裂。一个人未必完美，可一旦沉入文学情境、化身笔下人物，便能超越日常局限，迸发出更饱满的才情与感知力。就像运动员本来状态平平，可一上场就能超常发挥；演员平日内向安静，一登台就演得活灵活现。写作，也是一场属于文字的超常发挥。”

　　他拿《父亲和雕像》举例：“小说中的老工人李玉福有我本人的影子，但他更纯粹、更无私，甚至因为自己所谓的瑕疵，主动推辞劳模荣誉。这种境界，我在生活里是做不到的，只能在写作中暂时成为他，活成我的理想人格。”

　　反过来说，作家能塑造卑劣的反面角色，但不代表自己本身卑劣。有些角色的经历、选择、心理阴暗面，作家在现实中绝不可能亲身去体验。无法亲历的人生、无法体会的处境，便需要外部养分来补足。这便是采风、阅读与观察的意义。肖克凡说：“我不可能为了写一个犯罪者就去偷、去抢。作家的生活半径有限，很多人生状态只能靠间接经验去感受，采风正是打开记忆与感知大门的钥匙。”

　　有人诟病作家采风不过是走马观花，三五天走访，写不出深度。肖克凡对此并不认同：“大家讲的是物理时间，我们搞创作的用的是文学时间，两者天差地别。”

　　回忆二十多年前，他到滦河上游潘家口水库采风，遇到一位司机，短短半天相处，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采风后，他创作的小说《蓝色鸟》中出现了这样一位司机：对工作爱得深沉，在家睡不着，只因家里闻不到汽油味，反倒是窝在车库才能睡踏实；他对蓝色有种执念，因为他的雁牌卡车是蓝色的，所以连棉袄也要穿蓝色。肖克凡说：“这个人物集合了我认识的若干司机的影子，而采风中结识的那位司机，激活了我的记忆，他们一起构成了这个人物形象，这不就是文学该做的事吗？所以，写作本质上写的都是作家自己的过去，把过去投影在当下。”

　　不刻意贴近当下

　　不盲目追赶潮流

　　肖克凡性格直率、坦诚，向来都是有一说一。可是在他几十年的写作生涯里，也曾有过一段让他不想主动提起的往事——他曾当过“枪手”。很多人知道他是电影《山楂树之恋》的编剧，却少有人了解，在此之外，他写过不少影视剧本。在文人的观念里，为生计写作总有些难以启齿，他并非刻意隐瞒，只是心里有个疙瘩，不愿轻易摆上台面。

　　直到他看到有位作家在接受采访时，主动说起自己早年为生活所迫当了“枪手”。这让肖克凡颇受触动，“我有些惭愧，同样的事，我搁在心里这么久，人家却这么磊落。所以我也不再避讳这件事了——那时候我的家里人生病急需用钱，小说稿费低，我必须挣钱，解决经济困难。”

　　在他看来，剧本创作有其局限性，影视剧倚重画面呈现，文学剧本可略写心理活动；而小说的意蕴、精神境界，不是剧本要完成的任务。他也见过不少作家转型影视编剧后，便不再写小说了，这让他隐隐感到担心。所以，渡过家庭经济难关后，他立刻回归小说，守住了内心对文学的那份敬意。

　　他身边的挚友，大多是与他一样坦诚通透的人。北京一位女作家与他相熟，甚至会直言不讳地“挖苦”他，他也从不介意。也正是这位作家朋友，道破了肖克凡坚持创作的动力：“你们这一代作家，还在写中短篇小说的越来越少，你能一直写作，是因为你自卑。”提起这段对话，肖克凡不禁莞尔：“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德勒不是说过吗？自卑可以成为超越的力量。见到那些写作成就很高的作家比我年轻，内心总会生出自卑感。正是这份不满足、不松懈，激励我一直写下去。”

　　“我有一位作家兄长，几个月前，我读完他的最新作品，和他通电话时说：他写20世纪七八十年代写得太好了，看完我都不敢下笔了；可他写到当今时代，水准却略低于他自己作品的平均值。”肖克凡感慨，“这就是‘熟悉不熟悉’的问题。作家对创作内容的熟悉程度直接影响作品的情感浓度，自然也会体现在文字与笔触上。”因此，他只想写自己亲历、共情、刻在骨子里的年代与人群，不会刻意贴近当下，也不盲目追赶潮流。

　　肖克凡在天津出生、长大，生活了一辈子，每每提及，他都会感谢故乡对自己写作的滋养。“天津对于写工业、写城市的作家来说，绝对是一块养分充足的沃土。咱天津是老牌工业城市，工厂、工人、老街区，都是实实在在的素材，就像一座储量丰富的金矿。可能有的作家小时候在工厂大院长大，听惯了车间里的机器轰鸣；可能有的作家亲眼所见，亲身感受到工人的喜怒哀乐、坚守与无奈。这些自然会沉淀成创作的底气，写出来的东西也自带烟火气，不会悬浮无依。”但他也认为，“有了金矿，不代表人人都能挖到金子。天津的这些好素材、好养分，能不能真正变成好作品，要看作家能不能沉下心去挖掘、去感受。”

　　对话肖克凡

　　把容易遗忘的

　　记下来传下去

　　记者：有评论说您的写作技法与《父亲和雕像》中李玉福的工匠精神相契合。您认为文学创作中的“工匠精神”，与工人的“工匠精神”有哪些共通之处？

　　肖克凡：写作和做工，确有相似——都要沉得住气，都要反复打磨，都讲究“活儿要做得漂亮”。我年轻时在工厂，师傅们常说一句话：“手艺是练出来的，不是吹出来的。”写作也一样。但你问我本质的区别，我想大概是：工人的产品是可见的、可量化的，焊接的焊缝合不合格，一检测就知道；而文学作品的优劣，没有绝对的标准。所以作家的“工匠精神”更多的是一种自律，得对自己诚实，对文字诚实。这种诚实，外人看不见，但作家自己心里有数。

　　记者：您在创作中很注重挖掘那些“即将消失的精神遗产”，除了老一代工人的品质，您认为当下还有哪些值得被文学捕捉和留存的“精神碎片”？

　　肖克凡：每个时代都有悄悄消失的东西，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精神碎片”，恰恰是最该被文学留住的。就像我在《父亲和雕像》里写的，母亲留下的手抄菜谱，父亲一辈子只认这个味道。这哪里只是一张菜谱啊，是家人的牵挂，是老辈人过日子的踏实劲儿，是那种慢下来、走心对待生活的态度。现在这种不慌不忙的生活细节越来越少了。还有老工友之间的情谊，当年在工厂可能为了工作争得面红耳赤，可几十年后在街上碰见，还是能像亲人一样唠嗑儿，那些恩怨早就随着岁月消散了，剩下的是骨子里的情分。这种不带功利、纯粹的人与人之间的联结，现在越来越难得。这些碎片看似微不足道，凑到一起就是一个时代的精神底色。文学的功能之一，就是把这些容易被遗忘的东西记下来，传给后人。

　　记者：您强调真实情感与生活体验的重要性，而今人工智能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它会替代写作者的生活体验吗？就写作这件事来说，您觉得哪些是人工智能做不到的？

　　肖克凡：这个问题我真不敢随便展望，因为不知道人工智能会发展到什么程度，会不会有一天真成了人类的主人。作家龙一鼓动我用它查资料、问问题，我想了个办法，让它介绍我这个人。结果，它把好多别人写的书归纳到我的名下，张冠李戴，错得挺离谱。我指出“这书不是肖克凡写的”，再向它提问，提供的答案就都对了。不得不承认，它的学习能力惊人。但目前来看，人工智能可以写出通顺的文字，模仿出看似细腻的情感，但都是程式化的东西，是照着样本稍作修改而已。那些带着体温、有色彩、有变化的真实情感，它现在写不出来，我看未来也得需要一些时间，它才能摸得到边。

　　（图片由肖克凡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