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凌菲是天津博物馆的一名讲解员。她连续十年获评天津博物馆“星级讲解员”，曾荣获全国科普讲解大赛二等奖、天津市科普讲解大赛一等奖等荣誉，2024年获评“全国红色旅游五好讲解员”称号。她用声音为沉寂在时光里的文物注入温度，用故事为抽象的历史搭建桥梁。她说：“文物不会说话，但讲解员可以替它们把那些跨越时空的记忆，讲给今天的人听。”这不仅是一份职业，更是一场关于理解、记忆与情感的漫长接力。在天津博物馆里，这样的接力，每天都在发生。

　　讲文物背后故事

　　传递知识与情感

　　今年是我在天津博物馆工作的第十四个年头。说起来，进入这一行纯属偶然。高中念的是理科，大学读的是法律专业，对传统历史文化谈不上多么了解，更没想过有一天会站在博物馆的展厅里，把一件件文物背后的故事讲给观众听。

　　毕业之后进入天津博物馆，起初在行政设备部。李玫主任可能觉得我的声音条件不错，形象气质也合适，问我愿不愿意去宣教部试试讲解员的工作。我喜欢尝试新鲜事物，便决定试一试。

　　刚开始，我和大多数人的认知一样：觉得不就是把展览内容背给观众听吗？真正走进去才发现，完全不是那回事。讲解员不仅仅是“背词儿”的人，更像是展柜里的文物和展厅里的观众之间的一座桥梁。

　　观众走进博物馆，看到一件青铜器、一幅古画、一件瓷器，能说出这是什么、叫什么名字。但这件器物纹样背后蕴藏着什么？暗含了哪些工艺技术？反映了怎样的社会生活状况？观众可能就不甚了解了。我们的工作，就是帮助观众把“看不见”的东西，变成“看得见”的东西。一件文物不是孤零零地躺在展柜里，它背后站着一个时代，站着无数工匠的手艺和心血，站着那个时代人们的喜怒哀乐和家国情怀。我们要传递的不只是知识，更是一种理解，一种情感的连接。

　　有一次讲解古代车马的构件，我跟观众说：“这个东西放在马的嘴边，缰绳一拉，马就会按照你指挥的方向走。如果两个人骑着马要往相反的方向去，就会各自往自己那边拉缰绳，这就是‘分道扬镳’的由来。”观众听完恍然大悟。那一刻，文物不再是遥不可及的老古董，而是和他们日常的生活发生了联系。

　　十几年下来，我掌握的知识像一张网，慢慢织起来了。某个时代发生过什么，某种工艺有什么特点，那个时代的精神诉求是什么，这些东西慢慢打通了。所以现在准备展览，我不再像原来那么力不从心了。

　　我们馆每年大概有二三十个展览。我对自己的要求是：通讲、通背。这意味着要查阅大量的历史文献、地方文化资料、人物背景、相关研究文章，只有自己先理解透了，讲出来的东西大家才能听明白。

　　最让我有成就感的时刻，并不是我在展厅里讲得多么流畅，而是讲解结束后观众给我的回应：他们听进去了，会对一件文物产生真正的好奇。有人跟我说：“原来觉得博物馆离自己很远，听完讲解才发现，这些文物不是过去的东西，它们跟今天的生活、跟我的情感是有联系的。”每当听到这样的话，我就觉得自己读过的书、查过的资料、熬过的夜，都值得。

　　为那些经典文物

　　寻找更多闪光点

　　讲了多少件文物？我没有做过统计。一个专题展览少则几十件、多则数百件展品，一年呈现大量展览，算下来数量可观。但有一点我很清楚：常讲常新。在不断学习的过程中，那些经典的文物总能让我发现它们更多的闪光点。

　　比如馆藏的《雪景寒林图》，随着了解的深入，我可以从不同角度解读它：它的笔墨如何勾勒出北方山水的雄浑气魄，它背后的宋代山水画风又怎样影响了后世审美。每一次讲解，我都能找到新的侧重点。

　　讲解不是简单的复述，而是一种讲述、一种解读，更是一种再创造。我们会根据观众类型调整讲解方式，同一件文物，面对不同的人，需要用不同的语言和逻辑去呈现。

　　给小孩子讲解时，不能过于深奥，要引导他们观察纹饰的形态，让他们猜测画面中人物的对话，甚至鼓励他们编故事。对孩子来说，记住几个知识点、认识几个字，就足够了。

　　给中学生讲解，就要对接他们的课本知识。比如学生们学到洋务运动，而博物馆里恰好陈列着那个时期的文物与资料。我带他们看天津机器局档案文献、大沽船坞汽锤模型以及洋务运动的老照片，告诉他们天津是洋务运动在北方的中心。课本中抽象的知识点在博物馆里变得看得见、摸得着，他们也能记得更牢。

　　给专家讲解，就不能这么浅显了，需要重点介绍天津的文化特色，回答他们提的问题。给领导讲解，大多属于政务接待。他们来博物馆是想了解天津的发展沿革，探寻城市品质的塑造脉络。我们要通过讲解，帮助他们在调研考察中形成清晰的认知。文物不是冰冷的器物，它的背后站着一个个工匠，把自己当时的情感、对生活的感悟与时代的印记，凝结在器物之上。每件器物都承载着精神与温度，我在讲解时，也想将这种人性化的温度传递给观众。

　　让本地人重新认识家乡

　　让外地人感受天津魅力

　　作为综合类博物馆的讲解员，我不喜欢刻意煽情。我要做的，是真正找到文物与现代人之间能建立联系的那个点——可能是一种亲情，一种家国情怀，一种审美趣味。

　　最近我们馆有一个联展，我被一幅画吸引——清代陈撰的《屈原图》。这幅画尺幅不大，主体只有屈原的侧半身。陈撰是在读过屈原的生平后，将自己的情感注入其中，想象出屈原的模样。讲这幅画时，我会引导观众看屈原的眼睛，他的眼睛是向上翻的。画家为什么这么画？因为屈原一生追求极致完美，追求“内美”——即与生俱来的高洁品质。当他心中美好的政治理想被小人败坏、遭谗言陷害，最终被流放时，他始终坚守着，直至自沉汨罗。

　　观众听完我的解读再去看那幅画，常常会说：“这一说再一看，真是这样。”他们不仅明白了屈原为何会有那样的经历，也理解了陈撰为何要如此创作。这幅画活了，观众与画有了情感共鸣，与我也有了情感共鸣。

　　2025年，天津博物馆举办“津沽烽火浩气长歌——天津市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文物展”。我接待了一位家住和平区、坐轮椅来的抗战老兵。参观完展览后，他几乎克制不住情绪，拉着我的手说：“谢谢你，我看到了当时的场景。”

　　老人哭了，我也哭了。他告诉我：“我不愿再回想那段日子，全营只有我一个人活下来了。”那一刻，我真切地感受到胜利来之不易。无论我讲多少次抗战历史，都不如一个活生生的人站在面前，亲口讲述他的经历更让人震撼。我握着老人的手说：“我一定把您的这段故事，一遍一遍地讲给更多人听。”

　　我养成了收集天津历史资料的习惯。我是天津人，对这座城市越了解，就越深爱。海河水系造就了繁荣的漕运文化，漕运文化又养育了天津人包容的品格。这座城市太有魅力了，它既有厚重的历史，又有鲜活的人间烟火。你既能看到天津的开放包容、金融繁盛，又能感受到天津人骨子里的乐观豁达。

　　博物馆不只是保存文物的地方，更是保存城市记忆与情感的载体。它让本地人重新认识家乡，也让外地人深入理解这座城市的性格和文化底色。我常跟游客说：“您来天津第一站就该来博物馆，这里是能最快了解天津的地方。”

　　我们馆引入了新技术，但我认为，技术无法替代真实的讲解员。技术解决的是“看见”的问题，观众能通过它看到过去的场景，但它打动人的地方在哪里？需要讲解员来回答。讲解员给观众的，是一份无法被技术替代的情感价值。

　　讲了这么多年，会不会觉得枯燥？其实文物也在“变”——在我的认知里，它们不断被我发现新的闪光点。每一次讲解，都是一次新的相遇。文物不会说话，但我们可以代替它们，把这些跨越千年的故事，讲给今天的人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