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精读《津沽学人》一书，不禁追忆起恩师王兰垣先生。1985年秋，我考取天津师范大学科学社会主义专业全日制研究生，王先生是该学科带头人，自此我与先生结下经年与增的师生情。先生生前，我曾以《理想等于半个人生——共产党员、博士生导师王兰垣教授访谈录》为题著文，发表在1998年2月4日的《天津日报》上，当时他叮嘱我，“不要吹过了头”。2000年11月11日先生仙逝，将近26年过去了，作为晚辈后学的我，又该如何记述恩师？
先生的学术造诣令人敬佩。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科学社会主义学科建设提上了日程。在范若愚、江流等老一辈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带领下，赵曜、高放、刘佩弦、高原、杨宏宇、赵明义等学者率先投入这一学科建设的前沿。彼时在天津师范学院（后更名为天津师范大学）执教的王先生，决意要在科学社会主义这一“新生”学科建设上有所作为，有所建树。
首先是在科学社会主义专业教材建设方面。在我1985年秋入学之前，由王先生领衔，包括金愈庆、谢炎久（两位先生均已辞世）等老师在内的导师团队，带领一众研究生，紧盯国内相关研究前沿最新动向、主动积极吸收相关研究成果、敏锐捕捉真问题，力求形成具有自家见解的观点并使之系统化，其显著标志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运动·社会制度》（白山出版社1989年5月版）等系列代表作的出版。在国内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科学社会主义研究领先队列中，天津师范大学科学社会主义专业学科点及其研究团队居其一位。引人关注的是，以王先生为学科带头人的科学社会主义学科点，与徐大同先生领衔的政治学学科点、沈德立先生领衔的心理学学科点、庞卓恒先生领衔的历史学学科点，以及由许可成先生领衔的国际共运学科点，一同荣获天津师大文科“五朵金花”之美誉。
再有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方面。长期以来，国内马克思主义原理教材主打三大板块（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模式，其中依然有苏式教材定式的遗存。王先生带领老中青结合的研究团队，放弃“三板块”模式，在忠实于马克思主义原著的基础上，采取有一说一的“笨办法”，分别设立了包括物质论、发展论、认识论、方法论、劳动论、文明论、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阶级论、民族论、国家论、政党论、革命论、共产主义论等十四论。由王先生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概论》于1987年6月由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成为科学社会主义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全面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系统性、整体性、科学性、实践性的重要参考书。
还有就是在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研究方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同样开启了国内学界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的深度反思，包括王先生在内的那代学人更加体察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重新梳理中国传统文化，精心提炼中华传统文化精髓，进而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精神之源、生命之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从何处切入、结合点何在、聚焦哪一条主线？王先生带领研究团队集体攻关并亲自执笔，经一番辛苦，由他和谢炎久、金愈庆二位先生联名主编的《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一书于1991年8月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上编题为《中国大同思想和均平思想的演变》，分述了西周至战国时期关于美好社会的各种论述、秦汉魏晋时期大同思想和均平思想的演变、隋唐宋元时期大同思想和均平思想的演变、明清时期大同思想和均平思想的演变。王先生要求我们这些起草人要以现代、当下为视角，深化“大同思想”的研究，为科学社会主义、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思想资源。应当说，注重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王先生是具有相当高的自觉性的。上述三种专著，王先生都选我为起草执笔人之一，其中，《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的古代部分由我起草，但正式出版的文稿却几乎是王先生重写，这令我汗颜，更激起我“雏驹自奋蹄、雏鹰展翅飞”的紧迫感。
先生的品格令人敬仰。上文提到的范若愚、江流、高放、刘佩弦、高原、杨宏宇、赵明义等国内科学社会主义学科研究的翘楚，都有着资深的红色革命经历，王先生也是如此。1955年，他曾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师范学校党史系学习一年，1961年至1964年到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政治学研究生班学习。凭着这份底蕴和底气，他在治学育人的道路上执着奋进。
先生于72周岁仙逝，谢世前的一段时间里，他依然执念于科研事业、学科专业发展和学生们的成长进步。我曾当面向先生讨教：您的动力是什么？他答道，简单讲，有三点：一是出于对党的事业的热爱，尤其是出于对所从事的学科专业的热爱，学科社，首先要信科社、爱科社，把职业当作事业做，就有做不完的事、使不完的劲儿；二是对未知世界强烈的求知欲、探索欲；三是理想不灭，理想等于半个人生，另一半人生就是奋斗。以我的浅显理解，理想和奋斗构成了先生的整体人生——理想和奋斗是人生不可分割、相互成就的两翼，先生用这并不深奥的人生哲理激励着自己，更激励着晚辈后学。
先生是一个爱憎分明的人，对学界出现的不良现象深恶痛绝，严厉批判，毫不掩饰，对自己的学生更是严加要求。先生一向对学生慈爱有加，但也有例外——对个别学生有辱事业、玷污学门的过错毫不姑息，甚至对极个别有如此过错的学生给予毕业却不授予学位证书的严厉处分。这一做法的连锁效应是十分明显的，起到了激浊扬清、扶正祛邪的警戒教育作用。
再说说先生在学术传承上的贡献。在招生选材方面，先生坚持不拘一格，注重个体优势，重在整合团队。他特别看重有过工农兵经历的同学在社会实践和人生历练方面的优势，看重学生在外语、数学等专业上的优长，看重高校应届毕业生学业的连贯性。实践证明，这样的选材，对于日后建成强力的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团队至关重要。他鼓励弟子不必不如师，言明：不想超过、不敢超过、不能超过导师的研究生，就不能算是优秀的研究生。在带学生方面，他坚持“五个并重”，即德育与智育并重、知识培养与能力培养并重、指导读书与指导科研并重、校内教育与社会实践并重、言教与身教并重。在平日的学习中，先生要求学生们下笨功夫，在读经典、读原著上下真功夫，激励研究生们敢于反思、敢于批判、敢于挑战成说。对于先生的这一要求，我深有体尝。
上世纪80年代初，生活方式进入国内学界的研究视野，王先生意识到这一专题研究的现实意义和长远价值，责成我和汪耀进（后曾任天津师大副校长）撰写论文，前期工作是要通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文集》，百部书籍读下来，语录卡片做了千张之多，最后形成长文《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生活方式的论述》，发表在《科学社会主义》1986年第1期。先生让学生安心静心研读原著的要求，对我们治学具有基础性指导意义。
1986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66—1976）》一书，两位作者皆为当时国内政治学界的权威。曾经历“文革”且在北大荒兵团度过八年知青岁月的我，对该书中关于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阐述有不同看法，于是写了一篇商榷性文章，题为《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几个问题的反思》，发表在《天津社联通讯》1988年第5期。王先生认可我的此举，强调反思意识、审视意识是学人的必备品质。在他的鼓励指导下，我的硕士学位论文的选题是《试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空想因素的特征、根源、历史评价与历史命运》，论文的反思意味鲜明浓重。
《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此说长时段内成为不可怀疑和撼动的定论，王先生鼓励我可再做探究。我尝试写了《〈共产党宣言〉发表不能作为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发表在《天津市管理干部学院校刊》1988年第1期。我在文中论证的理路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的标志，《哲学的贫困》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首次科学的表达；马克思的三大经济学手稿（即1857—1858年、1861—1863年、1863—1865年三个经济学手稿）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诞生的标志，《资本论》则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周详阐发；《哥达纲领批判》和《反杜林论》是狭义科学社会主义诞生的标志。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于《共产党宣言》之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狭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于《共产党宣言》之后。”王先生预言，关于这个重大问题，日后学界肯定还会有深度考究，要我跟踪下去。果然不出先生所料，拙文发表20年后，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牵头组织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一项子工程项目——《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编写提纲，于2008年6月定稿，该提纲第一章第三节的两个小标题是：“一、《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形成；二、《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公开问世。”应当说，该提纲所确立的观点是我国学界主流的、权威的学术见解，也是对王先生20年前预判的验证。
如今，逾古稀之年的我愈加感怀先生对后学的教诲提携，对先生的怀念之情随着岁月的流逝更加深切。在先生辞世后的25年间，天津师大科学社会主义学科建设、人才队伍培养、学术建树等方面卓有成绩，足以告慰先生。
（作者曾任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副巡视员、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专业教授、硕博导师；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科学社会主义专业教授、博士生导师）
学人小传
王兰垣（1928—2000），河北徐水人，1948年参加革命，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0年10月首批入朝参战，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历任连指导员、文化教员等职，1958年转业到天津师范学院。天津师范大学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专业学术带头人，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首批获得者，曾宪梓奖获得者；曾任天津师范大学马列主义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常务理事、天津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独著、主编专著和教材20余部，发表论文百余篇，研究成果分获国家级奖项、天津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