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论现代中国的人、文、事，张新颖聚焦的却是蕴藏其中的情。在《有情：现代中国的这些人、文、事》一书里，作者并未被术语或理论绑架，而是以人心照见人心，以真诚的灵魂呼应真诚的灵魂为前提。很多学术巨擘或文化名人均在他笔端留下充满个性的一面，他们或从容恬淡、或思绪连绵、或坚守自我、或锐意进取、或乡愁浓郁。

　　若无细致入微的生活细节，情便失去依托与支撑，或者说，情也就没有源头。生活细节乃升腾人间烟火气的前提，张新颖进入笔端人物的现实肌理中，如同见证者的存在。这些人并不只生活在学术象牙塔里，而是与滚滚红尘中的所有人一样，有忧愁郁结，有欢笑释怀，有振臂高呼，也有黯然神伤。因此，作者笔端提炼的情感并不单一，而是多元、复杂、幽微甚至是难以概括的存在。但是，给读者留下最深刻印象的莫过于美，或者说，正是那些充满积极向上的力量，助推人在逆境中勇毅前行的情感。

　　1938年9月，胡风在离开武汉去往重庆前，来到居住过将近一年的小屋清理杂物。屋里，艾青赠送的白瓷胆瓶仍在，决意不带走它的胡风，到院子里采了一朵盛开的花，插在里面。对此，张新颖如此评价：“我们却不大能够想到，一个将要逃难的人，在敌机的轰炸如一日三餐的情况下，采一朵花插在朋友送的瓷胆瓶里。即使到处都是断垣残壁，仍然不能证明人内心的荒芜。”粗犷中有细腻，仓皇中有爱意，战争的肆意破坏与生命的脆弱中有美的顽强挺立。寻常闲暇时，插花赏花不难；四处奔走时，谁的心中还容得下花的位置？

　　书中诸多细节，均与书籍有关。在昆明时，钱穆一周中两天到城里授课，其余五天在山中寺里著述。课堂上不得不讲话，否则无法授课；寺中五日，他一句话不说，饭菜由窗口递进，换洗衣服从窗口递出。如此持续许久，他写出赫赫有名的《国史大纲》。那一段潜心撰写的日子，周遭的静谧与内心的激荡是如何并行不悖交织在一起的？不论何时，巫宁坤行囊中有始终不曾舍弃的两本书：一是英文版《哈姆雷特》，一是冯至编选，浦江清、吴天五合注《杜甫诗选》。很显然，这两部书实为他的精神支柱。静夜里或别的独处时光中，它们也许正是温暖的火炬。

　　这部书里，沈从文是占据最多篇幅的有情之人，关于他的很多细节更令人难忘。如果忘却这些点滴，想必是不可饶恕的罪过。

　　1969年下放前，沈从文在家整理东西，屋里乱得很。妻子张兆和与二姐张允和来看他，允和要走的时候被他叫住，只见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说道，这是三姐给我的第一封信。三姐，乃沈从文对妻子的称呼，兆和于家中姐妹中排行老三。“接着就吸溜吸溜哭起来，快七十岁的老头儿哭得像一个小孩子。”面对这段当年热切追求得来的爱情，他一直心怀赤子情意。年轻时如此，年老时亦如此。对感情如此，对文学或历史同样如此。一位文化站站长写信给沈从文，向他请教罗汉图的问题。沈先生回复对方，这方面知识不多，只能凭记忆所及随手写来。结果随手一写，竟然三大张稿纸，毛笔竖写，一格一字，密密麻麻。随手一写，哪里是随意轻松之事？

　　除作者身份外，张新颖另一重要身份是——讲故事的人。或者说，双重身份的合二为一，才让文字拥有温度。对故事中人来讲，张新颖固然是后来人，却凭着一份尽力用心的体贴，让文本贴合着林徽因、李健吾、沈从文等人的生命轨迹悄然前行，并因此让自己成为他们的同道中人。既为同道，那么张新颖亦是有情之人。须得有情，方能挖掘出他笔下人物的有情。勾勒他们的有情之心，描摹他们的有情之状，展示他们的有情之举。

　　张新颖笔下的有情之人，凭着这样的牵连或者那样的关系，组合成现代史上璀璨、深邃、无垠的星空。其实，这不是他的有意为之，而是一路走来恰如其分的相遇。恰如张新颖在序言中所写——“收在这本小书里的篇什，因时因事而写，却非一时一事短暂兴趣的产物，编在一起，或许更容易看出一种长久浸润其间的个人心绪和感情。”或者说，竟是在张新颖的“召集”下，他们的诸多情丝聚合一处，构成关乎情感的独特场域。对普通读者来讲，其著述的高度与深度，多少存有隔阂。可是，这关乎有情流淌或有爱传递的众多点滴，恰恰可以给他们带来震撼或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