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里的人物在说话时大俗大雅，却全不脱离生活语言的真实性；而就在这极度生活化的人物语言里，偶尔又不免用些典故。

　　如第四十五回，宝钗探望黛玉，敞开心扉说了很多体己话，博得了黛玉的信任和感激。宝钗虽然有母、兄，却说自己和黛玉处境相仿、同病相怜，又对黛玉说：“你也是个明白人，何必作‘司马牛之叹’？”“司马牛之叹”见于《论语·颜渊》，是说司马牛曾感叹“人皆有兄弟，我独亡（无）”，这对钗、黛来说固然都是熟知的典故，但却并非口头常用的熟语，在她们日常谈话中有什么使用的必要呢？宝钗日常谈吐并非喜欢拿腔作调故意转文，这里偏偏用了司马牛之典，看上去是顺口道来，却正体现出其语言的艺术。她对黛玉倾诉肺腑，言之深切令人感动，以宝钗的习惯，说这一番话必然是有计划且目的性很强，其真诚在于能设身处地地与黛玉共情，也体现出其语言的柔和含蓄。黛玉固然可以说她自己无依无靠，但宝钗不能这么说，出于礼貌，表达要含蓄，此其一；宝钗要嘱咐黛玉放宽心，却不能用直白的指责性言语，否则一旦说“你能不能别总说自己没爸没妈没兄弟”，不但生硬，更会让对方尴尬，好心却没好话，反而得罪了对方，此其二。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的版本，对此典故注释中说：“此语可解为‘没有好兄弟’，也宜乎作为宝钗内心之感叹。”但宝钗此言完全是在劝慰黛玉，怎么能看出是要表达自己的感叹呢？她即便说到自己，也是为了与黛玉共情而已，这个注释弄差了用典的目的。

　　与宝钗的含蓄温情正好相反的是鸳鸯用典的痛快犀利。第四十六回，鸳鸯不但要面对贾赦“色欲”的巨大压力，又要面对嫂子为了逢迎贾赦而劝她顺从，惹得她连啐带骂，着实酣畅淋漓。其中说道：“什么‘好话’！宋徽宗的鹰，赵子昂的马，都是好画儿。什么‘喜事’！状元痘儿灌的浆儿又满——是喜事。”这就用了典，且十分泼辣俏皮，“好话”“喜事”本是嫂子刚说过的原话，鸳鸯反应之迅速、话茬之敏锐，利用谐音，扯到八竿子打不着的典故，形成巧妙的歇后语。我们注意到，状元痘儿这一句更接近纯粹的俏皮话儿，却不如徽宗、子昂这一用典的句子显得更易懂。

　　白先勇先生认为扯出徽宗、子昂实属多余，因为“就算鸳鸯是识字的，因为她跟着贾母抄佛经、自习，但未必用得上这两个典，而且用这两个典骂嫂子，这嫂子茫茫然”。也就是说，骂人的话自己要先弄懂，骂人时还得让对方听懂。詹丹先生就此反驳说：“她嫂子大概是听不懂的，起不到应有的效果。但由此认为作者写这句话不妥，却又说错了。恰恰是因为她嫂子未必听得懂这样的典，才说明鸳鸯在痛骂她嫂子时，先倒未必考虑是否能被她听懂，只要能出气，能够痛快淋漓地把自己心中憋下的一股气宣泄出来就够了。这种情绪化的宣泄，常常带有一些非理性色彩，带有一点恨不择言性。”这分析有一定道理，但仍不够透彻。

　　首先，若被骂者真听不懂，骂人者再怎么宣泄也只是自我表演。詈言大多是脏话，内容虽未必实际，但为了达到侮辱或诅咒的目的，常用最直白的言辞；鸳鸯这句詈言不是脏话，但仍需对方听得懂。旧时的人，尤其是妇女，虽未必识字，但嘴里俏皮话一套一套，大多都能讲出字面大致含义。像徽宗、子昂这样的词儿，鸳鸯再机智，也未必能在情绪激动时随口“现挂”，我们看上去像是她用了比较陌生的典故，但在当时应该是口头的熟语，她嫂子应该是熟知的。

　　再有，如果说鸳鸯是非理性地“恨不择言”，以她的身份和处境，大可骂出更难听、更直白的脏话。况且，徽宗、子昂也好，状元痘儿也罢，都达不到骂人不带脏字儿的损人效果。彼时的鸳鸯还没到最危难的时刻，且有后盾撑腰，不至于过分窘迫，面对嫂子这种无足轻重的小人嘴脸，也还没到完全歇斯底里的地步，也就还有心情略微耍一耍嘴皮子的花样。人在最危急焦虑的时候是不会有这种带修饰性的詈言的，只有在盛气凌人、逞能立威时，显出自己很精，很厉害，有水平，不好惹。某种程度上讲，这种詈言，在绝对的愤怒中尚不乏幽默，也是骂人者稳操胜券的一种自信的表现。可见，鸳鸯绝不是“恨不择言”，她完全是在结合自己的处境和现时的语境，在灵敏地“择言”。

　　雪芹对人物语言的把握，贴合人物的身份、地位、处境、性格，真是传神。而这种传神不是浅显的，是需要细密感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