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天电影在人们精神生活相对贫乏的平淡岁月中，无疑是一道迷人的风景。上世纪70年代，在我儿时生活的石油城，露天电影堪称精神的盛宴。

　　我至今都觉得惊讶，在通讯基本靠口传之时，消息却总能像长了翅膀一样不胫而走，提前两三天，就几乎让所有的人都知道了某一单位要在某一天某一处放映露天电影了。

　　临时放映的露天电影大多是敞开让人们去看的，也有的单位是建有专门场所定期售票放映的。一般单位售票的场子，是会对本单位职工发票的，这就有了朋友和熟人间的转赠，一般无此关系和条件的，只得自己购票。这般对号入座的，看电影的人去得就从容一些。简陋的场子得自己搬凳子，还必须得早些去才能占个好位置。有条凳未编号的，有时家里人或朋友去得晚，先去的那位，就会坐在凳子上劈开腿多占几个位子，依然不够的话，便会用抻直了的上衣和捡来的砖块占位子。

　　有露天电影的那天，家中的晚饭总会提早些。尤其对孩子们而言，越临近放电影之时，心情越激动。但新疆夏天的太阳迟迟不下山，早早出了门的孩子们，便总是先扎堆在电影场附近玩儿上一阵子。别看玩儿得忘乎所以，心里却并不踏实，一旦玩儿过了头，好位置便会被别人抢了去。

　　有一回放映《红灯记》，我们几个孩子去晚了，中间位置挤不进去了，只能扎到外围的人堆里，却又看不到，便拐到了幕布的后面。幕布离山墙很近，我们便紧靠着墙根坐着，仰头看到的画面都是反着的，这便罢了，鬼子兵出来时，我们总觉得那霍霍作响的大军靴要踢上我们的头了。

　　电影对大人同样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在设置临时场地时，只要能干点儿什么，都会自觉自愿上前。立拴幕布的木桩、绑幕布等这些零星活儿，也不愁没人干。抢上活儿的，就像自己得到了美差似的，边唱边干，插不上手的人，就乐呵呵地看着人家干。

　　在部队时，有一次放映露天电影，打小会爬杆的我，腰里拴了根绳子，噌噌几下就爬到了杆顶，上下协力，很快就拉好了幕布。

　　那时，放映的电影大多是《奇袭》《地道战》《地雷战》《上甘岭》《南征北战》《英雄儿女》等，样板戏有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杜鹃山》和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等，进入上世纪80年代后，新片太多了，优秀影片《小花》《少林寺》《庐山恋》《牧马人》等都看了很多遍，还会津津有味地再看，中途根本无人退场。

　　现在上了一些年纪的人，常常怀念那时的老电影好看。直言通过影片质量看出了老一辈电影工作者的创作态度，会赞叹竟然能够在那样简陋的条件下，导演、编剧、演员通过真正地深入生活，以及自然朴实的表演，精益求精地创作出了一部部经典。

　　电影看得多了，也就知道了不少电影制片厂。看电影的片头，除特别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之外，几乎不离八一电影制片厂以及北京、上海、长春、西安、珠江、峨眉、潇湘等电影制片厂。每次放映正片前，一般先放《新闻简报》。《新闻简报》片头曲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节目《小喇叭》的开始曲一样，既让我们耳熟能详，又同样对其后的内容充满期待。其后放映的电影大部分都是红色题材、战斗题材，还有戏曲题材，个别的也有情感题材。

　　几十年过去了，有些电影中的故事情节、人物形象，特别是经典台词我依然记忆犹新。发小们相聚时，触景生情，总会很自然、很应景地脱口而出“高，实在是高”“阿米尔，冲”“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不见鬼子不挂弦”这类句子，说到“我胡汉三又回来了”，脸上总会挂着谐谑的怪相。

　　有些电影的情节甚至影响到了自己的人生。《闪闪的红星》中，机智勇敢的潘冬子一夜之间成了孩子们心中的偶像，都日思夜想拥有一颗红五星。18岁那年，我光荣地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佩戴过的红色五星帽徽和领章，至今依然珍爱地保存着。

　　电影《少林寺》中李连杰干净利落的动作，翻转打斗间透出的英武之气，几乎令所有青少年热血沸腾。保护少林寺，与坏人打斗的这些经典场景，总会令我们如身临其境，情急处，恨不得自己也腾空而起助以一臂之力，裸露于外的胳膊腿、脑门儿被蚊虫叮咬了几个大包都毫无知觉。

　　看露天电影，自己带板凳去的除外。那些有长条凳而无编号的场子里，时常会有人为位子起争执。通常情况下，性情温柔的女孩子在同伴儿的相劝下，吵几句也就风平浪静了。而男孩子，尤其是顽劣的，那点儿冲动会在同伴儿的起哄下，迅速演绎成拳脚相加，电影场一会儿便混乱不堪了。电影不得不中断放映时，观众的怅然便会引发一声声低沉的叹息。

　　有一回两家孩子相互打破了头，家长也被卷入其中，甚至于在随后的几天，这种情绪还在蔓延着，似乎在接续电影的复杂情节。在炸了窝的争斗中，清醒的旁观者会主动躲开，着急忙慌让开场地。我曾经的一个小伙伴儿，就是在人群混乱时被抢走了头上的军帽。

　　大多数情况下，有的老师得知当天晚上有电影，就减量给同学们布置家庭作业了。我们背地里都说这样的老师真好。提早放学的我们跳跃着奔回家，催大人快点儿做晚饭。因心情大好，连平时大人吩咐的不愿干的活儿，也利索地抢先干完了。

　　看了电影，不免有心得。第二天早上，激动之情仍要释放，课前课间，同学们就聚在了一起，兴致勃勃地议论起来。有时争论得正激烈，忽听有人急呼一声，老师来了！当然，这样的报警也不免是调皮同学的恶作剧。但当此时，似乎没有一人会冷静判断，总是挨了马蜂蜇般敏捷地跳回自己的座位，捧起本书来。来不及装模作样的，被老师抓住了少不得挨批。有时我凭直觉，窥得了老师嘴角“猫捉老鼠”般的快意。

　　一年冬天放晚学回到家，才得知近处的部队要放电影，我激动地在院子里来回走了好几趟。待狼吞虎咽地吃了晚饭，天已经全黑了，电影场传来喧哗人声，还放起了音乐，便急忙赶了去。电影散场回家，瞅着未完成的作业，不免后怕。不意身体有了感冒迹象，难受而困乏，便决定明早写。可第二天起晚了，硬着头皮来到学校，面对老师的问询，如实道明原委，老师竟意外地没有罚我多补做几遍，只笑着说了句，下回可不能再这样了。

　　那时外国电影毕竟少，印象中总是那么几部。老师给我们讲述朝鲜电影《卖花姑娘》的情节时，数度声音哽咽。同学们能对阿尔巴尼亚电影《第八个是铜像》里精彩片段的台词，倒背如流。有一次影院放映苏联电影《我的大学》，我的一个同学调皮，垫着几块砖，把售票处上方公告小黑板上用粉笔书写的“学”字的上部擦去了前一点后一撇。结果，随后来了一位中年人，看了眼小黑板，弯腰对着售票口说：“给我买三张‘我的大字’票。”等来了结果的我们，顿时笑弯了腰。

　　那时我就发现，小商贩在有电影那晚，早早便把摊位摆在了电影场入口处，天麻黑时还会点起一盏马灯。对孩子们而言，这就是电影放映前最诱人的一个所在。皆因摊位上的商品，大多是对小孩子极有吸引力的炒瓜子、爆米花、冰棍等，规模稍大点儿的，还会有孩子们喜爱的各色玩具。有的人家会买一些炒瓜子，一家人边吃边看电影，开心的小孩子，毫无顾忌地将瓜子皮吐得满地都是。条件好的人家，在家里炒瓜子之外，还会给孩子炒上一些花生和黄豆，被幸福感“烧灼”的孩子们，边看电影边吃零嘴，那小嘴嚼出的嘎嘣脆响声，自豪地向周边张扬着自己的惬意。

　　当然，未必每场电影自己都觉得好看。而一旦自己不得真味的电影结束，银幕上闪出了“剧终”二字时，一种莫名的情绪便会突如其来地袭上心头。尽管如此，下次看电影时，仍然激情不减。

　　电视全面普及后，人们由此获取的信息多而广，即便国外的新闻，没多久也能知晓。而且天天都有的电视剧的内容，精彩程度很多时候更是出乎人们的预料。很多电影，也能在电视中看到。露天电影由此便渐渐淡出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连同城市里的电影院，在人们丰富多彩的生活中，似乎也慢慢成为浅淡的一笔素描。通常若非叫得响的影片，电影院里的人数并不多。有一回散场，我张望四周后，不由笑出了声，曾经我可是被电影院、露天场里摩肩接踵的人流挤怕了。

　　一天晚上出门散步，听社区小广场广播声很响，寻声而往，社区在组织放映露天电影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日刚过，放映的是抗日题材影片。天微凉，观众以老年人和儿童为主，有近二百人。前来的年轻人有看看情况的，也有停留下来观看的。

　　我回想起了儿时看露天电影的种种，那真是我朴素童年中最多彩的图画，已被时光涂抹得愈来愈浓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