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户籍所在地要求开具“未登记承包土地证明”，而现在的户籍所在地却说这是“不存在的证明”。两地政策标准不一，让李女士陷入了困境。

　　李女士原籍黑龙江省北安市，在天津结婚后转为静海区城镇户口。近期，她的原籍所在地进行农村土地调整，需要她现户籍地社区出具“未登记承包土地证明”。北安市发来的模板上有个人信息、现居住地等内容，并要求写上“该社区没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存在二轮延包”这句话。

　　李女士找到居住地梦香花园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说：“我们从来没开具过此类证明。”记者调查发现，李女士的遭遇并非孤例。今年1月，也有市民反映，其户籍于2019年迁入滨海新区，原籍所在地安徽省合肥市进行农村土地调整，需社区出具“未登记承包土地证明”。属地金地社区同样无法出具这样的证明。

　　这两起案例折射出城镇化进程中的一个普遍困境，人口流动日益频繁，原籍与现籍地的政策标准不一，为难了办理各种手续的居民，让普通市民承担了制度磨合的成本，在行政流程中寸步难行。

　　记者随后联系了静海区政府，工作人员在咨询该区农业农村委员会、静海镇政府及社区居委会后回复，李女士是城镇户口，名下本就没有承包地，根据现行政策，农村户籍人员一旦转为城镇户籍，其承包地便收回。因此，原籍地要求证明的，本质上是一件“不存在”的事情。

　　“要证明”与“不开证明”之间的矛盾，核心在于两地行政管理体系的不对接。南开大学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研究院秘书长翟磊建议，原籍地政府可在政策允许范围内拓展证明材料的认定形式，而现籍地部门不宜仅以“无先例”作为处理依据。随着城乡间、区域间人口流动进一步常态化，此类因政策标准不一、信息共享不畅引发的“证明困境”可能更加突出。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需着力构建跨区域、跨层级的行政协同机制，逐步推动政策互认、数据互通与业务互联，从制度设计源头避免“证明不存在之事”的尴尬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