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的三百年》以极其宏大的历史场景带领我们寻找中国在近代落后于西方的原因和分析其历史变革，打破了传统史学将中国近代起点定于鸦片战争的惯例，提出中国与西方差距的拉大是一个长达三百年的渐进过程，而非一夜之间的突变。
为了说明中国历史上开放与封闭的得失，作者纵向列举了四次大的开放时期：一是魏晋南北朝对佛教和西域文化的大量引入；二是唐宋时期的开放精神和面向海洋的发展；三是元代的世界眼光和商业精神；四是明末的西学运动。这四次大开放为近代三百年的历史起伏做了引注，并通过“分期框架”将近代三百年划分为“试探的百年”（1516-1644）、“跌宕的百年”（1644-1735）和“锁死在系统中的百年”（1735-1840）。每个阶段都呈现出不同的开放与封闭特征：第一个百年以明朝中后期的“隆庆开关”和西学东渐，展现了当时中华帝国面对新世界时的好奇与试探；第二个百年记录了清朝前期从康熙的开明利用西学到雍正的文化转向保守；第三个百年则揭示了乾隆盛世表象下日益强化的思想控制与信息过滤，最终导致系统性的文化闭锁。
在分析这些的过程中，作者通过史料来呈现一系列证据链，总结和提炼文明古国发展中的经验教训，并提出，封建集权的性质是中国近代历史中重归闭锁死循环的内在原因。
即便在接触西方先进技术时，士大夫阶层仍坚持“华夏文化绝对中心化”，将传教士视为“从文化落后的朝贡国仰慕而来”，这种盲目错位的文化优越感导致了对西学的工具性利用。康熙帝虽然个人热衷西学，却严格限制其在社会层面的传播。作者忧心地写道：“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仍然恪守中华文化无上优越的观念，并将西方的技术斥为雕虫小技”。只有理解一次次大倒退中的逻辑，才能理解之后的开放得来多么不易，并珍惜眼前的一切。
为了让读者对“失去的三百年”有更加深切的感性体验，作者所展现的历史画卷具有一种“高分辨率”下的写实风格，不惜笔墨地运用历史大事件作为“背书”反复强调：为什么中国多次出现“开眼看世界”的契机，却又反复回归封闭原点？作者提取大量史料，特别是大航海时代的东西方航海事件的迥异性来解答中西第一个重要分岔点：当葡萄牙、西班牙等欧洲国家全力支持航海探险，开辟新航路并建立全球贸易网络时，明朝虽经历了郑和下西洋的壮举，却最终选择了收缩海权。对海洋权益的放弃与对朝贡体系的固守，使中国错失了参与塑造早期全球化格局的历史机遇，最终导致了中西文化交流障碍。
在全球视野与本土实践相结合的背景下，如何培养外来文化与本土智慧的结合能力？作者旗帜鲜明地强调了他的思路：文化传承与引进不应建立在对他者的无知或贬低之上，而应源于对自我与他者的清醒认识与自信定位。
或许，在一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时代，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从历史中寻找方位感与洞察力。而这本书恰逢其时地满足了这一需求——它不仅告诉我们中国如何“失去”了三百年，更启发我们思考如何不重蹈历史覆辙，在复杂多变的世界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