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林希自选集》中有这样一段简介：“祖辈在天津办洋务开洋行，父亲在一家外国公司供职，母亲出身于书香门第。”正是这样的上并肩于权贵富贾、下目睹普通民众的特殊家庭，给了林希充沛的创作源泉，这也正是他创作浩浩长卷《百年天津》的着眼点。在一篇访谈中，林希说：“我的曾祖，是天津第一代开办洋行的买办，家里老人们津津乐道的往昔荣华，听得多了就成了间接的生活感受，那些离我们远去的前两代人，也就回到了我们的‘记忆’里。”有趣的是，作家对市井百态的兴趣丝毫不弱于，甚至更甚于讲述高门大户的故事，在为祝贺新出版的《沽上纪闻》发来的感谢视频中，林希也承认自己一直都在关注小人物的命运，这几乎成了他创作的一个重要标签。

　　不得不说，编辑在编排时颇用了些心思，将同样写警察的《铁路警察》和《棒槌》，以及同样写侯家大院的《小哥儿》《车夫贾二》《天津扁担》编排在一起，方便读者对照阅读。《铁路警察》写了一个天性善良又不太明白“潜规则”的警察“常副爷”，从列车“下放”到了路段，并再次被“发配”到了老地道。作者写道：“这世界烂透了，除了被偷被骗的之外，一个好人也没有，凭他一个路警，又能改变什么事呢？拉倒了，由他去吧。”值得玩味的是，这句话并不是卒章显志，而是出现在了第二节前半段，整篇小说是五节加个尾声，也就是说这种情绪强烈充斥着作家的意识，是自然流露，并未受到理性的控制而放在结尾处统摄全局。从这里不难看出，虽然林希的创作大都是取材于这段历史时期，但他没有丝毫沉迷、丝毫留恋，他是带着后置的、批判性的立场处理这些材料的。林希说他擅长写那个年代小人物的悲剧，可以说是他的艺术选择，也可以说是他的艺术敏感，毕竟这样的聚焦大概率呈现出的正是悲剧，即使叙事过程中闪烁着天津人特有的幽默，以及作家浓郁的善良，也无法改变这些人物的结局。

　　《棒槌》里的录事员小田，是年轻版的常副爷，他对人情世故、社会百态一无所知，不是拒斥，而是懵懂，并且有意回避对潜规则的知晓，试图以此保全初心。与《铁路警察》一样，《棒槌》也用了大量闲笔介绍这些“行规”，作为对人物形象塑造的铺垫。两则故事异中有同，在一个不好的制度下，善良的人性及其所有努力终究会被辜负，个体的恶是大环境的产物，无论主动或者被动最终都会同流合污，对天性良善的人来说当然是惨痛又不可避免的苦难，这便是悲剧的根源。

　　《小哥儿》《车夫贾二》和《天津扁担》都写侯家大院内的故事。《车夫贾二》和《天津扁担》仿佛姊妹篇，前者以包月洋车的车夫贾二眼中侯宝成与歌女李莉莉的情感纠葛为线索，后者则讲述水铺挑工秦扁担看到的侯宝成骗卖家财的过程。作家不但选择了小人物贾二、秦扁担作为观察点，也站在了他们的价值立场一边。这两人都是勤勤恳恳、讷于言敏于行，富于共情能力，是当时那个荒唐社会中残存不多的善良的土壤。侯九爷与秦扁担最后的对话凝结成了一句民谚最能说明问题：“府佑大街上什么东西全都是假的，只有秦扁担的那条扁担才是真的。”

　　在林希这里，小人物是一种人物形象，也是一种观察视角和情感立场，当然也是一种创作方法。说来也是有趣，按说表面上只是无所谓有与无所谓无的群体，进入林希的小说后，却成为描摹时代氛围与渲染悲剧色彩的关键。林希小说的魅力，很大程度来自他笔下小人物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