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理由:探讨创新的书籍很多,但本书与众不同。本书由亲历过创新成功全过程的麻省理工学院著名教授撰写,具有揭示创新真相的深刻洞察和颠覆传统认知的独到见解,是一部深入剖析现代创新过程与挑战的创新之作,也是一部结合创新思维范式与实践执行路径的经典之作。
本书开篇便直面当前社会面临的创新危机,通过翔实的案例分析,揭示了被普遍接受的传统线性创新模式的局限性和谬误之处,及其对创新者的误导。作者去伪求真,溯本求源,否定了线性创新路径,揭示了创新本质与内在规律,并进一步提出了能够更好地解释创新过程真相的新模式:“技术要素”“市场要素”与“实施要素”三者之间的交织互动与持续迭代才是真实创新过程的内在机理和底层逻辑。这一全新的创新模式不仅为理解创新本质、走出认知误区提供了全新的解读视角,而且为实践中的创新者个体以及创新企业提供了高效可行的指导思路。
本书第一作者尤金·菲茨杰拉德(Eugene Fitzgerald)教授是我(译者)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博士后期间的导师。他拥有非常敏锐的创新意识,先后创建了七家高科技创新企业。他在科技创新上作出的最重要贡献之一是研发出集成电路芯片的高迁移率应变硅技术(Strained Si),该技术在Intel、台积电等龙头企业被大规模产业化,广泛应用于当代芯片产品中,产生了极大的经济效益,成为推动集成电路“摩尔定律”发展的一项不可或缺的关键技术。本书第五章详细叙述了这一创新过程。作为这项世界领先水平的颠覆性创新的全过程实践者,他拥有揭示创新真相的资历和机会,能够从创新过程的内部、底层、微观层面进行科学分析和真相探索。更难得的是,他同时拥有顶层宏观洞察力和国际视野。他先后在美国最具标志性的两家研究机构——贝尔实验室和MIT的几十年科研工作,使他经历了美国创新体系的多个历史性演化阶段:经历了20世纪以贝尔实验室为代表的美国工业研究实验室的鼎盛与衰退,经历了世纪之交互联网泡沫的潮起与潮落,也经历了新世纪以来美国创新体系的危机与变革。他也是21世纪新加坡创新体系发展的直接参与者。1999年在当时的新加坡教育体系总设计师陈庆炎(Tony Tan,2011—2017年新加坡第七任总统)和MIT教务长鲍勃·布朗(Bob Brown)的共同推动下,MIT与新加坡政府开始了历史性的“新加坡-麻省理工学院联盟”(SMA)合作,并于2006年升格为“新加坡-麻省理工学院研究与技术联盟”(SMART),成为新加坡创新体系革新的重要一环。菲茨杰拉德教授参与了该合作项目的全过程,并于2019年被任命为该联盟的CEO兼主任。这些独特的工作经历组合使他非常适合撰写这样一本颠覆传统认知、兼顾微观和宏观、结合创新思维范式与实践执行路径的创新专著。本书第三作者卡尔·施拉姆(Carl Schramm),曾任奥巴马总统创业美国PPP公私合作委员会联合主席、美国商务部21世纪经济创新衡量顾问委员会主席等职。他们来自不同的专业领域,使得本书从科技创新公司到国家创新体系,从历史到未来都有深刻认识和独到见解。
我在美国学习和工作期间有幸参与了我导师在本书第五章叙述的上述这项颠覆性创新的部分研发工作,这为我深入理解和准确翻译本书所阐述的创新内在逻辑、微观机理,以及颠覆传统认知的新理念、新范式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近年来我国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创新是其内核。我认为本书有很好的借鉴意义,因此联系了我导师,提出将他的这本专著翻译成中文,他非常高兴也非常支持。
读者在阅读本书之前,首先需要了解本书探讨的创新是指什么?它对国家对企业的重要性有多大?
创新(innovation)一词有多种不同的定义,最早可回溯到1540—1550年间的拉丁文记录“innovātiōn”。现代英文字典对innovation的定义有两个:新的事物或者引进创新的动作和过程。对于人类科学技术知识体系来说,创新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是指科学的新发现或者技术的新发明,但这不是本书探讨的。本书探讨的创新是指能够促进生产力进步、推动经济增长的创新,这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从一项新科学、新技术或者一项新的商业模式、商业想法开始,通过不断地解决技术、市场、实施等各方面问题,最终形成一个具有显著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新产品或服务,在市场上得到广泛应用的过程。这一具象化的创新概念源于美籍经济学家熊彼特在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他旗帜鲜明地指出经济增长源于创新——把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结合”引入到生产体系中。这与中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于2016年出版的《管理科学技术名词》中对“创新”的定义一致。这样定义的创新,无疑是一个企业发展壮大的内核,也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内生性驱动力,其重要性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基于上述定义,本书也把国家科研经费分为两大类:资助纯粹的科学技术知识进步的研发经费(这不是本书探讨的范围)和资助创新的研发经费。后者也是本书在详细探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我们为什么要翻译这本专著?
虽然熊彼特提出经济增长源于创新的理念已经一百多年了,但是如何才能实现创新成功?要以什么样的方法和机制才能有效推进创新过程?这至今依然是一个未解之谜。即使拥有创新所需的所有资源和条件(好的技术、好的人才、好的政策等等),创新也不会自动成功。小到一个初创企业应该如何推进创新过程中的每一个步骤才能将实验室里的一项科研成果最终转化为市场上的商业成功?大到一个国家应该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内嵌什么样的创新运行机制和生态,才能为经济增长提供源源不断的成功的创新?本书旨在解开这个百年谜题,提出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
本书前四章通过对多个案例的深入分析,以层层递进的方式为读者揭示了创新过程的真相和内在机制,及其错综复杂的非线性特征。作者进一步提出了高效推进创新迭代过程的新模式:“技术要素”“市场要素”“实施要素”三者在相互制约、互为支撑之中反复不断地相互迭代、快速试错、交叉调整,以逐步消除三者的不确定性,最终收敛成为商业化成果。为了让读者能够在真实世界中更深刻地体会这一非线性创新模型,本书第五章详细叙述了第一作者本人亲身经历的重大颠覆性创新——集成电路应变硅技术,其中包括大量不为人知的“内幕”,并深入“解剖”了每个成功和失败的关键节点。这使得读者可以“身临其境”地看清楚上述机制和三大要素是如何影响和改变这个真实案例的每个发展步骤的。这是本书非常独特、富有参考价值的一章。这一半导体芯片领域的颠覆性创新,也是美国最具代表性的创新机构(贝尔实验室、MIT)和美国创新体系生态环境的一个典型缩影。
行之有效的创新机制、执行路径以及思维范式,既是一家企业取得创新商业化成功的关键,也是一个国家的创新体系能够有效推动国家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是企业微观层面和国家宏观层面两者交织组成社会经济体系的中枢结构之一。因此作者在本书最后三章深入探讨了美国国家创新体系的演进和进入新世纪后面临的创新危机,并系统地提出了面向未来创新社会需求,如何从研究和教育侧(大学和政府机构)以及自由市场侧(创新者、投资者、企业)共同构建一个更完善高效的国家创新体系和“创新生产线”的战略蓝图。
创新是我国新质生产力发展和未来经济增长的内核和原动力,是国家强盛的关键,也是当今世界各大强国竞争最激烈的领域。我衷心希望本书中文翻译版的出版能够给我国广大读者带来有益的思考和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