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著名财政经济学家王亘坚先生诞辰101周年，也是他辞世的第六个年头。每每回想起先生既平易近人，又疾恶如仇的人格魅力；既虚怀若谷，又绝不跟风的学术风格；既坎坷曲折，又百折不挠的人生历程，心里都会涌起无尽的思念和深深的崇敬之情。我是王先生指导的第一个硕士研究生，1985年1月毕业后即留在天津财经学院（今天津财经大学）任教，在先生身边学习、工作了近四十年，先生一生追求并践行的科学严谨、求真务实的学术品格对我的学术生涯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

　　王亘坚先生于1923年10月2日出生于河北丰润，他的青年时代正处在抗日战争时期，目睹日寇汉奸横行，民不聊生，国家积贫积弱，早早就萌生了外出求学、寻求真理的念头。1945年抗战结束后，王先生考入北平一所私立大学——中国大学经济系，开始接受正规的经济学理论训练，为日后从事财政理论教学和研究打下扎实的经济学基础。入学不久，他就冒着生命危险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并开始秘密接触一些来自解放区的马列著作和党的文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初步熏陶。1947年6月2日，国民党军警突袭进步学生组织，逮捕大批学生，当时的北平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中。王先生被迫秘密离开北平，到天津隐蔽一段时间，待局势稍有缓和，他才重返学校。次年秋天，他与部分同学一道进入解放区，后进入党中央在河北正定创办的华北大学学习，时任校长为著名革命家、教育家吴玉章先生。

　　1949年4月，华北大学迁入北平；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决定以华北大学为基础组建中国人民大学。1950年10月3日，中国人民大学举行开学典礼。王先生于1950年至1952年间入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班学习，同时给人民大学第一期本科生授课，边学边教，在教学相长中迅速提高了自己的业务水平。1954年，刚过而立之年的王先生就担任了中国人民大学财政教研室主任，他一方面勤勤恳恳地教书育人，另一方面积极从事学术研究，在相关报刊发表文章阐释自己的观点。他勇于坚持真理，崇尚科学，不畏权威，敢于向当时的苏联专家提出自己不同的学术见解。1962年在天津财经学院的盛情相邀下，王先生调入学院，在新的教学科研岗位上辛勤耕耘，编教材，写论文，著书立说。改革开放后，王先生迎来了自己学术生涯的第二个春天。尽管此时他已年过半百，身体不再强壮，精力不再充沛，但壮心不已，他要把此前因被打成“右派”而失去的二十年时光，通过只争朝夕的方式补回来。在随后的日子里，王先生主编了《社会主义财政学》《经济大辞典·财政卷》，发表大量学术论文，开创经济杠杆理论研究新领域，发起成立全国经济杠杆理论研究会和天津市经济杠杆学会，筹建天津财经学院税收专业和国际税收专业，并担任财政系首任系主任，在天津财经学院设立了我国第一批财政学硕士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使他不停地思考着、奔走着，一批极富真知灼见的研究成果不断问世，他也不停地在各种场合为改革发展鼓与呼。1994年，王先生正式离休，但他离而不休，依然活跃在财政教学和研究领域，为学校发展献计献策。2018年8月7日晚，王先生在跟病魔做了长期抗争后与世长辞，享年95岁。

　　回溯王先生数十年的学术生涯，他始终坚持的学术品格是真理至上、科学严谨、求真务实；他最厌恶的学术作风是华而不实、人云亦云、随声附和。凡事都应该以实际为依据，以真理为准绳。正因如此，他才能取得一系列旗帜鲜明，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学术成果，从而获得财税学界广泛和长久的尊重。

　　上世纪50年代，苏联兴起一种周转税“非税论”的观点，我国也有不少人士附和这种看法。1956年，王先生在《人民税务》上发表了文章《有关实行周转税的若干原则问题——为参加“人民税务”的研究与讨论而作》，文中对这种观点做了针锋相对的驳斥，“周转税带有税收的这些一般特点缴纳的强制性，交纳的无偿性，数额的固定性等等”。因此，“‘非税论派’是毫无根据的”“税收这一财政范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存在，是一种客观的必然，尽管有些人不承认它的存在”。需要着重指出的是，王先生在本文中不仅驳斥了“非税论”的观点，还首次归纳了税收的三个形式特征，即强制性、无偿性、固定性，该观点已被我国财税界广泛接受，在几乎所有的财政、税收教科书和工具书中被广泛引用。

　　1964年在大连召开的全国第一次财政基础理论讨论会上，王先生提出了著名的“价值分配论”的财政本质观，并终生坚持。他的这一观点冲破了当时由苏联专家提出的居主流地位的“货币资财论”，也对国内财政学界多数人主张的“国家分配论”提出了挑战。他认为，财政现象是国家对价值的分配，财政现象的本质是国家分配价值所发生的分配关系。时至今日，尽管各种财政本质观纷纷涌现，但王先生的“价值分配论”依然占据一席之地。

　　改革开放以后，王先生特别专注于经济杠杆理论的探索，并对经济杠杆的根本依据——物质利益规律进行了开创性研究。他连续发表了《初论物质利益规律》和《再论物质利益规律》两篇论文，指出“物质利益规律就是人们为生存、为延续发展和为不断提高生活水平而关心和争取物质利益的客观必然性”“物质利益规律不但在人类社会始终存在，而且是一条比任何其他经济规律都更为根本的经济规律”。在物质利益规律的基础上，王先生结合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发展的规律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际，对经济杠杆理论进行了开创性研究。他在1983年第3期《财政研究》上发表了《论经济杠杆》一文。1984年1月和1985年1月，他在《天津社会科学》上先后发表《税收是最重要的经济杠杆》和《有关经济杠杆的若干理论问题》两篇文章。1986年初，他率先提出应当建立一门经济杠杆学。1987年，王先生带领研究生撰写并出版了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经济杠杆理论问题的专著《经济杠杆论》（新华出版社1987年5月出版）。在他的大力推动下，我国在1985年成立了中国经济杠杆理论研究会，王先生担任副总干事；1988年，他又力推成立了我国第一个省级经济杠杆理论研究机构——天津市经济杠杆学会，并出任首任会长。在学术界，王先生是公认的经济杠杆理论奠基人，是我国经济杠杆理论研究的人格化代表，财税学界都称他为“王杠杆”或“杠杆王”。

　　在财税研究的其他领域，王先生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揭示了我国财政运行的五大规律，即财政分配的物质利益规律、财政分配的按比例规律、财政形势一定要适合财政内容要求的规律、财政与经济相互作用的规律、财政与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的规律；他较早提出将传统的“国家税收”课程一分为三，即税收学、中国税制、税务管理；他提出宏观调控理论体系的新构想——国家宏观调控理论体系包括八个要素，即目标、政策、依据、对象、手段、杠杆、条件和配合；他较早提出税收总政策的概念，并归纳出我国税收工作的六大基本矛盾及相应的六条应对原则，等等。

　　与许多著作等身的学者不同，王先生撰写出版的著述似乎不是太多，但是，他的研究成果几乎都是他科学设想、小心求证的结晶。他认为，科学研究贵在创新，著书立说是极为严肃的事，没有独立见解的文章，没有创新价值的文章，没有考虑成熟的文章，写不如不写，发表不如不发表，这样的所谓“成果”，对自己是滥竽充数，对别人是误人子弟。正因为王先生将“真理至上，科学严谨，求真务实”作为终生追求的学术准则，他的许多成果都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

　　凡是与王先生接触比较多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先生处世态度十分认真，观察问题一针见血，语言表达直截了当，真所谓“眼里不揉沙子”。在交谈中，如果他认为你的说法不对，或你做错了什么事情，他会当面批评你，有时候会让你觉得无地自容，下不来台。但接受批评的人也知道，他的性格就是这样率真、耿直、坦荡、无私，他批评你，是因为你还有批评的必要，还有进步的可能；反之，如果他觉得你“不可救药”，也就不再批评你，而是将你“束之高阁”了。生活中的王先生，为人光明磊落，做事严肃认真，谈吐逻辑严谨，堪称纯粹而透明的学者。

　　王先生的品性在他对社会生活的观察和研究中也表露无遗。对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丑恶现象，他往往怒不可遏，拍案而起；对了解到的普通人命运的坎坷与曲折，他会长吁短叹，牵肠挂肚；对有些不负责任、轻描淡写、态度暧昧的表态，他会心急火燎，有时会和老朋友争得面红耳赤；而对朋友、同事、学生的求助，他会义无反顾，热情相帮。因为他爱憎分明的个性，许多老前辈成了他的挚友，许多年轻同志成了他的忘年交。

　　王先生离开我们后，每当翻阅收入他大部分研究成果的《王亘坚文集》，参加关于他的学术思想和育人理念的学术研讨会，撰写关于他生平和学术贡献的回忆性文章，浏览与先生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的合影照片，我的心里都会泛起久久的怀念之情。我相信，我们后辈学人一定会将王先生的学术品格和做人理念发扬光大，这也是对先生最好的纪念。

　　（作者系天津财经大学财政系原主任、经济学院原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学人小传

　　王亘坚（1923—2018），河北丰润人，天津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我国经济杠杆学科的奠基人，经济杠杆理论和财政价值分配论的创立者，税收“三性”的最早提出者。长期从事财政、税收方面的教学科研工作，揭示国家财政运行五大规律，发现并坚持物质利益规律，提出国家宏观调控理论体系新构想，创设税收科学新的学科体系，培养了一大批财税专业人才。著有《财政、税收与宏观调控》，主编《经济杠杆论》《财政学概论》《税收学》等。曾兼任中国财政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税务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经济杠杆研究会副总干事、天津市财政学会会长等。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2017年获“中国财政理论研究终身成就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