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文·拉铁摩尔,一位在中国长大的美国历史学家、地理学家。他对亚洲腹地的田野调查至今依然被奉为经典。
■ 一段传奇人生
作为学者,拉铁摩尔的传奇之处在于没有接受过正规完整的大学教育,完全是依靠自学成才。1900年,拉铁摩尔出生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不满周岁时便被父母带至中国生活,1912年被送往欧洲读书。一战后,拉铁摩尔因未能获得全额奖学金,便放弃大学生活返回中国,在天津英租界的洋行、保险公司和报社等处供职。
在民国年间做亚洲腹地旅行考察,需要克服的首要难题便是语言。这里不仅世代居住着操蒙古语、突厥语、汉语的诸多族群,还有讲俄语、英语的外来者,旅行者不可避免地要在来自不同语系的几种语言之间自如切换,以便应付随时可能遭遇的紧急状况。返回中国后,拉铁摩尔发奋学习汉语,主要是用来和山西旅蒙商人打交道,而这项技能也成为他开启首次中国北部边疆之旅的必要条件。
当时天津是重要的羊毛货物集散地,这些羊毛很多来自中国新疆,主要通过骆驼商队运输,由此拉铁摩尔逐渐产生了跟随商队游历中国边疆的愿望。《从塞北到西域:重走沙漠古道》《下天山:亚洲腹地之旅》这两本书记录了拉铁摩尔以骆驼商队的形式,从位于塞北的归化(今呼和浩特)出发,穿越戈壁沙漠,到达历史上的新疆古城子(今奇台),再由北往南跨越天山,在亚洲腹地游历的过程。
田野调查,塑造了拉铁摩尔本人学术表达背后的迷人之处。在回忆文章中,拉铁摩尔记述了他了解中国的“接地气”方式。在多次旅途中,他都放弃了之前洋人传统的老爷做派,在没有翻译、仆人或补给的情况下,轻装前行。他一般会乘火车抵达最近的地方,然后或许会换乘骡车,前往他所服务的商行——一家建有院墙的老式商行,里面既有仓库又有商铺——寻找要做生意的中国伙伴,掌柜、职员和学徒全都在里面工作、吃饭和睡觉。掌柜起初会因为他要求在房间里共事并参与日常事务而感到慌乱,过了一段时间后,他们发现,这样其实挺不错,还方便办事。在吃饭等闲暇当口,在晚上,或者在等待官员视察的百无聊赖之际,大家都会海阔天空地侃大山,从政治到经济,无所不包。每次出差之后,拉铁摩尔都会收获一大帮朋友。在旅行方式日益多样化的时代,每个人理解周边与外部世界的方式都变得越来越个人化,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在我们对作为整体的中国与世界的理解之外,去更深入地认识中国的基层社会与生活世界,认识中国广袤的边疆地区,将使我们的知识图景更为完整。
“在骆驼商队和铁路货车之间堆放着货物。那里只有两步或者四步的距离,却弥合了两千年的鸿沟,在商队来回进入将大汉王朝和罗马帝国两相分隔的古典时代以及蒸汽时代之间,摧毁了过去,开启了未来。”这种突然的感觉,开启了拉铁摩尔理解和认识中国的生命之旅。
■ 两部精彩作品
这两本书是一次穿越沙漠的复古之旅,一部行将落幕的骆驼商路之纪实。
1926年8月,拉铁摩尔得到机会,跟随一支商队从归化出发,于1927年1月抵达新疆古城子。与此同时,拉铁摩尔的新婚妻子从中国东北出发,在苏联境内乘坐西伯利亚铁路到达塞米巴拉金斯克(今属哈萨克斯坦),再换乘雪橇前往中国新疆,最终于1927年2月与拉铁摩尔在塔城相聚,随后夫妻二人开始由北向南穿越新疆,于1927年10月翻越喀喇昆仑山抵达克什米尔地区。
这趟长达一年多的亚洲内陆旅行结束后,拉铁摩尔于1928年和1930年出版了两本考察游记,分别记载了拉铁摩尔独自一人从归化到古城子的旅程和夫妇二人在新疆境内的考察情况。
《从塞北到西域:重走沙漠古道》是1926年拉铁摩尔从塞北前往西域的游记。他就像一个中国商人那样,说一口流利的中文,组建了一支拥有九头骆驼的商队。他沿着明清时期形成的商路,经呼和浩特、大青山、百灵庙、阿拉善、额济纳河、黑戈壁等著名坐标,到达新疆古城子。他不仅记述了沿途风光之美和商路之险,更把目光投向那些原本不会在历史中“留下声音”的人:驼夫、商贩、流浪汉、沿途居民……正是这次旅行,成为他走上学术之路的契机。
《下天山:亚洲腹地之旅》是1927年拉铁摩尔夫妇从北向南穿越新疆的游记。他与新婚妻子在塔城会合后,经乌鲁木齐、玛纳斯、吐鲁番、伊犁、阿克苏、喀什、莎车等著名地区,穿越了天山、喀喇昆仑山等著名山脉。与19世纪以来具有政治、商业等动机的其他外国旅行者不同,拉铁摩尔真正地深入民间,记录了沿途的风土人文。而他对亚洲腹地历史地理的记载,也让我们看到了这片土地在动荡时代所经受的考验。
这两本书是生动的游记。拉铁摩尔经过了戈壁沙漠、绿洲、山脉、盆地等各种地貌,生动细致地描写了其中的自然景观和人文风貌,还记录了沿途的各种艰险,比如沙漠中的漫长行程、在暴风雪中穿越海拔极高的山口、战争导致的商路中断、军阀的强行征用、沿途官员的刁难、盗匪的威胁、商队的内讧等。
这两本书是珍贵的田野调查和迷人的民族志。拉铁摩尔生动直观地呈现了当时边地的历史现场。他重走商队路线,描述了商队的历史渊源、组织方式、人员构成、贸易习惯等,生动刻画了驼夫等商队成员群体,记录了商队贸易的艰苦条件,包括战乱对贸易的冲击、沿途官员的设卡盘剥等。他的笔下可见从内地前往边地从政、经商、参军、务农的汉族人,生活在当地、具有各自习俗的蒙古族、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藏族、满族、柯尔克孜族、锡伯族等多个少数民族,客观反映了边地多民族聚居共处的悠久历史。
这两本书在近代外国人的游记序列里是独树一帜的。近代前往中国内陆探险的外国人有许多,如斯文·赫定、斯坦因、荣赫鹏、普尔热瓦尔斯基等,拉铁摩尔与他们相比有一个最大的不同:他是以个人身份旅行,没有政治或获取军事情报的目的,没有西方国家或机构的资助,没有商业或寻求文物等利益动机。他的主要目的是追慕古代丝绸之路与亚洲历史荣光。他在中国长大,熟悉中国民情,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能够比较客观地描述旅程中的人和事。他热衷于与沿途的底层民众交流,包括驼夫、马夫、旅店老板、低级军官、士兵、富商、小贩等,留下不少较珍贵的口述史料。
明清以来,中国内地与塞北、西北的陆路贸易日渐繁荣,各族商人开辟贸易通道,在沿途开展贸易活动,客观上促进了内地与边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具有巩固中国边陲的重要意义。然而,自鸦片战争以来,与列强的不平等条约,从清末到民国的政局动荡、地方割据、军阀混战,这些都造成了中国边疆的领土危机。拉铁摩尔在旅行的间隙提及明清以来中国政府开发边地的历史,反映出中国内地与边地形成了紧密的联系。他描述了当时较复杂的地缘政治,提到了近代以来沙俄等列强对中国的侵犯,间接地写到了各族民众受到剥削和压迫的情景。
无论是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北方和西北地区的历史感兴趣的读者,还是喜爱阅读相关地区旅行文学的读者,这两本书对他们而言都是珍贵的宝库。书里对晋蒙商队以及从内蒙古到新疆的商队的记录,恰在铁路和公路时代出现之际,是大的时代变动发生之时极为难得的记录,对今天的研究者来说也是非常宝贵的史料。
在如今的我们看来,开启未来的旅程,不必再以摧毁过去为前提,未来与过去可以兼容。司马迁有言,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我们都是时代的人,都会经历自己所在世纪的跌宕起伏。阅读这些20世纪的故事,我们也将获得对过去与未来的感觉,进而理解我们在哪儿、我们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