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理由：本书是一部人文地理随笔集，系作者继《大地的细节：在路上的中国风景》一书后，相关题材的又有力作的集结。所选作品14篇，涉及的主要历史人物有9人，描绘了杜甫、柳宗元、李商隐、苏轼、宋徽宗等人的心路历程和一生经历。从地理角度出发，对人物的生平经历与心路历程进行书写和解读。深挖人物与地理的密切关联，杜甫与成都，苏轼与黄州、惠州、儋州，等等，以浩荡山河为背景，勾画出人物的足迹图，描绘了人物的鲜活形象。该书视角新颖，蕴含真知灼见，文字娓娓道来，引人入胜，海量的信息与深邃的思考带来长久的启迪，兼具深度和细节的双重特点，是把自然科学、人文历史、文学情感融会贯通的精品之作。
唐肃宗乾元二年，即公元759年。时值初冬，杜甫客居秦州（今属天水市）。三个多月前，立秋次日，杜甫写了一首五律，题为《立秋后题》。在伤感光阴易逝、人生倏忽之余，杜甫还透露出他在那些内外孤苦的日子里做出的一个重大决定——换一种活法。
准确地说，他打算辞去华州司功参军这个令他感到愤怒更感到绝望的职位。如同那群伐檀的奴隶唱出的心声一样，杜甫也要“逝将去女（汝），适彼乐土”。
杜甫想象中的乐土，就是秦州。
孰料，大道多歧，世事难卜。仅仅三个月后，杜甫却急急忙忙地离开秦州前往同谷（今属陇南市）。在同谷仅一个月，又不得不在严寒的冬日起程，赶赴成都。从秦州到同谷，从同谷到成都，入川路上，饥饿、寒冷、屈辱、悲伤、绝望……它们如同一条条黑色的小蛇，咬噬着两鬓飞霜、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的诗圣……
每一个优秀的诗人，都用作品为后人留下了一幅他的肖像。这肖像，既是精神的，也是物质的。比如李白，他的作品让我认定他骨骼清奇、举止飘逸。至于杜甫，他那一系列忧国忧民的作品和沉郁顿挫的诗风，让我一直以为他如同成都杜甫草堂里叶毓山先生雕刻的铜像那般清瘦、忧郁，似乎每一道皱纹里都潜伏着过多的风霜与困苦。如是，在读欧阳修、宋祁等人所撰的《新唐书·杜甫传》时，发现其中对杜甫的评价竟是“旷放不自检，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未免有几分惊讶。
仔细思量，却不得不同意欧、宋等人的高屋建瓴。因为，小官员家庭出身的杜甫，尽管本质上是多愁善感的文人，却自幼就怀抱“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远大政治理想。这理想的四处碰壁和他本人的不容于时，都让他显得有几分迂阔和不合时宜。十余年前，我在开封城外一片凌乱破旧的民居间，找到了一个叫作吹台的地方。那是开封城墙东南部的一座不起眼的土台，因春秋时大音乐家师旷曾在此吹奏古乐而得名。吹台上，有一座小小的三贤祠。祠里，安放着三尊塑像，那就是如今家喻户晓的三位唐代大诗人：李白、高适、杜甫。
吹台见证了杜甫意气风发的激情岁月。那还是号称盛世的天宝年间，32岁的杜甫、40岁的高适和43岁的李白订交于开封，他们“酒酣登吹台，慷慨怀古”。那时，年轻的杜甫相信，依凭他的才华、气略和胆识，他必将有一个灿烂前程。
几年后，为了想象中的灿烂前程，杜甫来到国都长安，参加了唐玄宗下旨举行的制举考试。然而，主持考试的李林甫却以“野无遗贤”为由，一个也没录取。杜甫在诗里记录此事说：“主上顷见征，欻然欲求伸。青冥却垂翅，蹭蹬无纵鳞。”
自那以后，为了求得一官半职，以期实现政治理想，原本高傲的杜甫不得不一次又一次放低身段，以诗文干谒权贵，希望得到他们的赏识和举荐。
理想高蹈入云，现实呼啸坠地。755年，杜甫上《三大礼赋》四年多后，朝廷才授予他从九品下的河西尉，与其说任用，不如说敷衍。这个卑微的、必须直接欺压底层百姓的职位，杜甫拒绝接受。这是一个重要细节，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他和他的朋友高适的不同。高适也痛恨出任县尉，并写下了“拜迎官长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的诗句，但恨归恨，他到底还是赴任了。
后朝廷改授杜甫为同属芝麻官的右卫率府兵曹参军，杜甫只得委屈地接受。回忆这段经历时，原本自负“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杜甫无比辛酸地总结说：“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玄宗逃往四川，唐肃宗即位。杜甫闻讯，舍妻抛子，从间道前往行在凤翔。大约是被他的忠诚打动，唐肃宗任命他为左拾遗，这也是后世称杜甫为杜拾遗的由来。
左拾遗级别为从八品上，比兵曹参军高不了多少。但是，拾遗属于谏诤官，相当于现代的纪检干部，负有向皇帝进谏的责任，级别虽低，却因接近中枢而前途远大。
这大概是杜甫离他的政治理想最近的时候了。然而不久宰相房琯在平叛中兵败，唐肃宗将其免职，杜甫站出来为房琯说话。“帝怒，诏三司杂问。”幸好，另一位宰相张镐说：“甫若抵罪，绝言者路。”杜甫这才侥幸没有被下狱，于次年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从皇上身边被赶到华州（今属渭南市）做一个管理户政、田宅和杂徭的地方佐官。
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后，杜甫回了一趟他的老家河南。沿途所至，兵荒马乱，民不聊生，既悲且痛的杜甫写下了他最具现实主义光辉的“三吏”与“三别”。
此时，长安虽已收复，安史之乱却还在继续，大唐早已不复开元盛世的繁荣。至于杜甫，他年近半百，体弱多病（40岁后，杜甫即患风疾。这是一种心血管问题引起的重病，会导致眩晕、痉挛、肢体麻木甚至半身不遂）。更重要的是，他对仕途已然绝望。他渐渐明白，今生今世，“致君尧舜”的理想压根儿就是一个笑话。
他想换一种生活方式。他想找一个平静的地方归隐，在耕读中了此残生。
理想的归隐之地在哪里呢？杜甫想到了长安以西的秦州。
就像朱东润先生说的那样：“杜甫对于围城的生活是有所认识的，何况大乱之中的佐贰官更是一饱不易呢？因此他决定挂冠出走。走向哪里去呢？向东是中原大战的战场，当然去不得。向南是襄阳的大道，也不够安全。向北的危险不多，但是正是回纥出兵来往的大道，‘田家正恐惧，麦倒桑枝折’，也不够妥当。”
既然东、南、北三个方向都去不得，那就只有向西一个选项了。
今天，从西安到天水，不过300公里路途。汽车3小时，高铁只需100分钟。但在杜甫所处的农耕时代，至少要跋涉十几天。再加上高大的陇山屏藩其间，当关中和中原兵火弥漫时，秦州却是一块富足而宁静的土地。
当然，更重要的是，秦州还有亲朋。亲人即侄儿杜佐，朋友即赞公和尚。
于是，杜甫匆匆赶往秦州。
发源于鸟鼠山的渭河是黄河的最大支流，东柯河则是渭河众多支流中名不见经传的一条。在麦积区东柯河注入渭河附近，我驱车溯流而上。车行约10公里，便是三国时的战略要地街亭。在街亭，众多遗迹以杜甫之名而存在：草堂、诗圣阁，还有据说是杜甫亲手栽种的古槐。
原来，杜甫的侄儿杜佐就住在这里，这也是杜甫在秦州暂住过的地方之一，唐时叫东柯谷。在杜甫眼里，东柯谷无疑是一个风景殊胜的宜居之地，他一再在诗中写到这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东柯河畔的小村庄：“东柯好崖谷，不与众峰群”“满谷山云起，侵篱涧水悬”“对门藤盖瓦，映竹水穿沙。瘦地翻宜粟，阳坡可种瓜”。
当地朋友告诉我，为了纪念杜甫在东柯的短暂居留，这里曾建有全国最早的草堂之一，惜乎已毁。草堂遗址旁，后来建起一所子美小学。一眼原名白水涧的泉水，更名为子美泉。
对杜甫来说，在秦州的三个月，确实让他难得地舒心、安宁。一个证据是，90来天里，他写了97首诗，几乎一天一首。
然而，三个月后，他却打算离开秦州。
他离开的原因，千百年来有各种揣测。其实，最真实最深刻，也最让人尴尬的原因只有一个——贫穷。
随杜甫前往秦州的，除了夫人，尚有两个儿子、三个女儿、弟弟杜占以及仆人杜安。一家数口，坐吃山空，何况杜甫本身宦囊不丰。至于他原想依靠的侄儿杜佐以及旧交赞公和尚，再加上到秦州后新订交的隐士阮昉等人，他们除了给杜甫送些菜蔬瓜果，也没有能力进行更大的救济。杜甫忧心忡忡地写道：“翠柏苦犹食，晨霞高可餐。世人共卤莽，吾道属艰难。不爨井晨冻，无衣床夜寒。囊空恐羞涩，留得一钱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