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看到《习惯温暖》的书名，我的第一反应是小有好奇。罗振亚教授本是地地道道的黑龙江人，生长于冰天雪地的东北严寒地区，不是应该“习惯寒冷”吗？随着阅读的深入，我悟出，罗振亚笔下的“温暖”与气候学意义无关，可以理解为蓬勃人生的大温暖、大写意。他的写作视域与角色也随之转换，不再聚焦于所擅长的诗学思考、诗性阐发与诗意言说，而呈现出另一种“散文”气象。

　　《习惯温暖》分四辑，即“和亲人说会儿话”“拔节与开花的声音”“在黑土地上打滚儿”“拾贝的日子”。前部分散文展示了其丰富的个人性情风貌，后部分收入的是一些即兴随笔。组合起来，便是罗振亚人生与事业的完整“拼图”和岁月见证。

　　罗振亚的故乡是讷河县（后改为县级市）和盛乡，一个位于小兴安岭西麓、松嫩平原北端的偏僻村庄。那是他的生命起点和人生摇篮。16岁那年，这位青涩的农家少年离别家乡的黑土地，到哈尔滨读书4年。他20岁大学毕业，赴黑河师范专科学校支边执教。黑河的地理位置更靠北，年平均气温为零下1.3到零下0.4℃，与俄罗斯远东地区布拉戈维申斯克市隔江相望，最近距离仅750米，妥妥的祖国边陲。他回忆第一次给学生上课，很有些怯生生，他进教室走在踏板上时故意用劲儿，为的是给自己壮胆。讲课过程中，“每隔几分钟，就把手拄在讲桌上，以支撑有点儿打摽儿的双腿”（《初上讲台》），两年下来，他逐渐找到了感觉，变得从容而自信。

　　接下来的20年里，罗振亚从读硕士、博士到成为博士生导师，借助于天赋加刻苦，闯荡学海，打拼人生，在“他乡”一步一个风景，在诗学研究领域自带气场，著述颇丰，备受好评。这个过程，自然是一言难尽。在罗振亚看来，无论经历多大挑战，走过多远路途，心有“家”在，动力就在。他感恩故土根脉，年年回老家已经成了其一种自觉行为和生活习惯，自言“人活一辈子，谁也不可能离开家，甚至可以说，人生就是一次次回家的旅行，不是在家中，就在赶往家中的路上”（《回家》）。这个家，就是他内在的人生支点。

　　由于地理环境、气候风物和民俗习性的诸多原因，北方作家相比于南方作家，文学风格与笔墨韵味的不同是显见的。这种不同，在东北作家与江南作家的散文写作中，则更具辨识度。东北作家的文字多是冷硬的，沉实的，粗放的，大气的，没有那么多飘逸、婉约、俏丽和纤细。罗振亚的散文透着浓郁的东北人文气息，虽一直在大学执教，却多是以本色示人，毫无一般的“文人气”。40岁那年的深秋，他曾到流经家乡的讷谟尔河畔“寻根”，眼前的滔滔河水倏忽间变成了滚滚逝水，“几声南去的雁叫一瞬间划破了寂寥的长空，时间的塔台恍惚间振动了一下”，数千年的变迁与繁衍，在两岸形成了多民族的烟火人间与灿烂文化，“两岸的人醒了又睡，睡了又醒，一睡一醒之间，无数个朝代过去了，众多的人成了过客”。这时候，他像是经受了一次文化源头的洗礼，“在我和讷谟尔河的相互打量、对望中，河与我已经逐渐彼此难分，说不清是河像我，还是我更像河。细细想来，我这样一介身无长物的凡夫俗子，却能够一直在土地上稳健踏实、一步一个脚印地行走，不正是源于母亲河的精神塑造吗”（《站在讷谟尔河畔》）？

　　罗振亚心态阳光，做人通透，最在乎的就是亲情和师生情。他乐于在散文中把自己还原为儿子、长兄、女婿、丈夫、父亲。他在离乡的数年时光中，默默读懂了父亲母亲的孤独，“谁都是一个人孤独地来到这个世界，最后再一个人孤独地离开这个世界，途中会不断遇到一些人，他们陪你走上一段，但是走着走着就散了，然后又有一些新的旅伴加入，只是当你抵达目的地时，发现剩下的还是你自己”（《独坐黄昏》）。人生艰难，不进则退，岳父关于“生活就是战斗”的激励时常响在耳边，成为其不断前行的座右铭。他回望自己读硕读博时的老师，感恩之情，山高水长，而写到弟子的成长与成就则如数家珍，爱才之心，溢于言表。

　　罗振亚的随笔大多精短，有感而发，不吐不快，较之其长篇宏论，类似于学术主业之余的“边角料”，却不乏锐见，同样具有“含金量”。在《还原萧红的本真面貌吧》中，他注意到某段时期的“萧红热”中，出现了一个违逆历史真相的误读现象。才女作家萧红一生的感情命运非常坎坷、不幸，多少年来一直被读者甚至学界所同情，但这里有个容易忽视的问题，“一个男人不好，是所嫁非人，两个男人不好，也是所嫁非人，而四个男人都不好，恐怕毛病就不都是出自对方，说明萧红对自己的不幸也该承担主要的责任，她的性格也有严重的缺陷”。由此他主张，人是人，文是文，分开看可能更切近实际。同时，他善于从人们熟视无睹的寻常细节发现更深层的因果关系。他在日本爱知大学做访问学者时，发现一些日本女子的眼神和笑容似曾相识，“差不多是日本女性所共有的一种表情和姿态”（《拷贝的微笑》），那样的“微笑”来自后天培训，是高度拷贝的结果，有理有据，令人信服。

　　随笔话题一旦进入文学写作，罗振亚更是思维跳跃，胸有成竹，侃侃而谈。在《与诗共舞，永远年轻》中，他指出要成为优秀的诗歌批评者，需要兼容“显微镜”的透视之功和“望远镜”的统摄之力，协调微观细察与宏观扫描，既见“树”又见“林”，处理好个案批评和整体研究的关系，堪称经验之谈。谈及散文写作现状，他直言其间弊端不少，诸如“一窝蜂”的同质化、偏于抒情与记事的“自恋症”、“贪”大文化情结日益膨胀、“散文”的强调过盛，等等。他反感“文胜于质”，形式大于内容，认为散文“瘦身”是大势所趋，要“彻底从‘像散文’的思维怪圈中走出”（《散文的不良面相》）。如此良药苦口，实有标本兼治之效。

　　在他看来，一个文学研究者特别是从事写作学研究的学者，最好也应该“下水”，你可以写得不好，这没关系，但写不写则完全不一样。写作课属性之一就是实践性大于理论性，“教师最好具有对学生的引领作用，不仅专职，更要专业，不仅言传，更要身教”。诚哉斯言。同时，“写作课老师最好要不断调整自己的身份、位置，和学生之间的关系由师生向朋友转化，平等地对话”，并提醒同行，“学生是个群体，其思维水平特别是知识视野会远远超出老师的覆盖”（《研究者要不要写作》）。读之，一位成熟学术导师的襟怀与睿智跃然纸上。

　　《习惯温暖》视域辽阔，言之有物，格调质朴，其明白如话的行文风格，与罗振亚近乎唯美的诗学研究话语形成鲜明反差。他写散文，不会做高深莫测之态，也不会弄风花雪月之姿，从来是开门见山，精准入题，拒绝炫技，远离卖弄。用深邃的笔墨搞学术，用浅白的文字写散文，学者眼光与平民情怀互为印证，相映生辉，应该说，这是写作智慧，也是笔墨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