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致力于商业观察，一个倾心于文艺创作，貌似不怎么搭界的两个人，能坐下来聊出激情，聊出火花，聊出一本书来，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

　　我对何丹不了解，但周华诚是我的同学，也是我欣赏的一位作家。我喜欢他文字里的那份质朴、通透和唯美，他的文字与我的心性相合，因此读来是种享受。事实上，作家之外，周华诚还是一个出版人，他有自己的工作室，吸引了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和他一起做着喜欢的事，他将这些事上升到生活美学，上升到人生哲学，而后变成一本一本的书不间断地出版，这个过程愉快而美好。

　　周华诚说，每个人都是一本书，而他的人生经历，也是一本厚厚的书。他离开村庄上大学、来到县城当医生、去到都市做记者，然后又回到乡村“父亲的水稻田”。他在那里一边劳作一边创作，开拓他自己的劳动田园和精神家园，走出不一样的人生道路。总之，他是一个有故事的人。

　　当然，何丹、华诚两个人之所以能够聊得投机，除个人友谊之外，最重要的还是他们的共同事业──图书出版。两人都从媒体转行而来，无形中更多了一些共同语言，这本书，是两位从事出版十余年的业内人士的谈话录，也是他们关于写作、出版的经验之谈。

　　写书出书，被两位看作神圣的事业，是他们的衷心所爱。何丹说，没有爱，在这个行业里是走不远的。周华诚说，因为热爱，所以坚定。两位的兴趣或许迥然不同，但热情却无差异，心怀理想，总归是件美好的事，敞开心扉畅谈理想，那更是一件美上加美的事了。

　　华诚与何丹的这本书旨在与创作者分享经验，作为与他们有着相似经历的一位读者，他们的谈话也引发我许多共鸣。在阅读的过程中始终有种“参与感”，仿佛自然地“加入”了他们的聊天，与两位作着无形的对话，有共鸣，也有不同。但无论如何，这种聊天是愉快的。

　　有一些话题是华诚和何丹作为同行的探讨与交流，如为什么要做书？如何达成商业与文学的完美结合？为何心中须装有读者？当华诚说：“如果作者心里有这样一个读者形象，他在写作过程当中就会让自己的文字更加精准，整个项目也更加清楚。”从做书、做项目的角度，华诚无疑是对的，但我的内心出现了一个反对的声音：目的性太强了，我不喜欢。出版是写作的必然目的吗？出版是写作的全部意义吗？写作的意义不可以是写作本身吗？不以出版为目的写作者真的不是一个好的写作者吗？写作，真的高于生活、重于生命吗？写作不可以如呼吸般自然流畅、无知无觉吗？出版不可以只是写作顺带的副产品吗？当何丹说写作本质上是一个沟通的过程，文字是最有力量的载体，文学要经过训练时，我想说，沟通不可以自然通透、不假思索吗？写作不可以是直接的说话，或者是自由维度上的另一种真实的生活吗？是写作促使思考，还是思考促使写作？是生活在前，写作在后，还是写作在前，生活在后？在生活面前，写作难道不应该退后吗？不同的回答是不同机缘下的不同选择。读书也一样，站在业余的角度，我不喜欢附加外在目的的阅读，只喜欢顺遂心性，随遇而读，给自己以最大的乐趣和自由。

　　何丹说，读书就比不读好。我在旁批注：也未必，谁知道呢？孟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叔本华则直接反对读书，坚信自己才是自己思想的源泉。这些观点都不无道理。尤其如今貌似繁荣的出版行业背后，为名为利的粗制滥造又有多少呢？泥沙俱下的现实情形之下，读者是否必须具备鉴别的眼光呢？若要引领阅读，那对读者和出版者就是更高的期待了。任何一个时代，包括出版在内的行业真正的佼佼者其实都是少数。怀有理想的写作者和图书出版人是我敬佩的。

　　华诚做书是有追求的，他在后记中说：“当我在做书的时候，希望每一本书都是美的，这种美，是内容与形式的和谐统一，是思想与商业的完美融合，是创作与出版的相互成全。”但这并不容易。出于探索或出于需要，出版前置、常变常新当然是好的，只是不知不觉中难免受到太多纷扰，从而掺杂背离原点的东西，哪怕一点，恐怕也会影响质地。平素的华诚，种田、写作也做项目做活动，愿他始终能在宁静与热闹间找到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