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祐三年（1051），宋仁宗提拔张贵妃的伯父张尧佐为宣徽使、节度使、景灵使、群牧使，皇帝为外戚骤然加官且如此之重，这在宋朝是颇为罕见的，一时间士大夫议论纷纷。

　　据《宋史·唐介传》记载，在宋仁宗召集的朝会之上，时任殿中侍御史的唐介便与谏官包拯、吴奎一起，上章请求宋仁宗收回成命，罢去张尧佐的四使职务。同时，要求御史中丞王举正启动“庭论”程序，在朝堂上对此事进行公开辩论。结果，张尧佐被免去了宣徽使、景灵使，只留下其他二使职务。

　　然而，事情并未就此完结。不久，宋仁宗又给张尧佐加官宣徽使兼河阳知府。听到这个消息后，唐介掩饰不住内心的愤怒，对同僚吴奎说，这不过是借河阳知府之名、加张尧佐宣徽使之实而已，我们不能就此罢休啊。但吴奎却含糊其词，模棱两可，不表态。唐介只好孤军作战，独自向宋仁宗抗言不可。宋仁宗辩解说，百官任命，均出自中书省，即宰相的决定，希望淡化自己在任命张尧佐问题上的影响。

　　唐介本来就对宰相文彦博有看法，听了宋仁宗的话后，更加坚定了他弹劾文彦博的决心。不久，唐介向宋仁宗上书，以“阴结贵妃，专权任私”为由，弹劾文彦博。唐介还在朝会上，慷慨陈词说，文彦博任成都知府期间，曾赠送“蜀锦”贿赂张贵妃，断言文彦博提拔为宰相是“走夫人路线”的结果。而今屡屡对张尧佐加官晋爵，不过是加深与张贵妃的关系，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位罢了，要求宋仁宗罢免文彦博的宰相职务。

　　众目睽睽之下，唐介历数宋仁宗最信任的宰相文彦博的不是，这既是弹劾文彦博，又是指责皇帝用人不当，尤其是一句“因贵妃而得执政”，让宋仁宗这位平日里轻易不发火的皇帝非常气恼。他推开唐介的奏折不看，威胁要贬唐介的官。唐介丝毫不胆怯，他说：“臣忠愤所激，鼎镬不避，何辞于谪？”火烹水煮我都不怕，还怕贬官？

　　事后，文彦博被罢去了宰相职务。唐介虽然也因此被贬谪至英州（今广东英德），但士大夫们对他一片赞扬之声，天章阁待制李师中、太常博士梅尧臣纷纷献诗，表达钦佩之情，尤其李师中诗中一句“去国一身轻似叶，高名千古重于山”，给予了唐介极高的评价，他因此获得了“真御史”的雅号。

　　那么，唐介为什么能够“鼎镬不避”呢？这不过是因为当时少用“鼎镬”、多以贬官了事之故，倘若真的因言挥刀，时常来个“水煮活人”，哪还容得一个小小的御史顶撞皇帝、弹劾宰相、拿皇帝的宠妃说事呢？更勿谈什么庭论、谏诤、咆哮朝堂了。

　　所以，唐介的底气，既有他仗义执言的胆识，也有权力架构方面的原因。宋沿唐制，中央监察机关为谏院和御史台，职责是“纠察官邪，肃正纲纪。大事则廷辩，小事则奏弹”。监察机关里的谏官、御史，被形象地称为言官，可以直言皇帝的过失，纠察百官。同时，宋代谏官、御史还拥有一项特权，可以“风闻弹事”，哪怕是对于没有真凭实据的事情，也可以进行弹劾，弹劾错了，并不追责。同时，一个谏官、御史在职期间，如若没有弹劾、扳倒几位不称职的高官，反倒会被士大夫讥为尸位素餐。这样一来，权力就得到了实实在在的监督。

　　后来，还有件小事颇值得玩味。宋仁宗把唐介贬官英州后，又担心唐介忧愤交加，死于贬途，害怕被戴上“杀直臣”的帽子，赶忙安排身边的宦官，一路护送唐介至英州就职，才长长松了口气。并且，仅仅几个月后，就把唐介调至郴州、潭州，不久，恢复了他的殿中侍御史，又提拔为知谏院。至于这一结果是不是在唐介的预料之中，后人不好妄加揣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