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现在的年轻观众和读者来说，沈西蒙这个名字相对比较陌生。但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他担任主要编剧的电影《南征北战》和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风靡大江南北。鲜为人知的是，沈西蒙与阿根廷作家库塞尼，曾在苏州拙政园共谱一曲中外作家友谊佳话。

　　苏州拙政园是中国四大名园之一，也是面积最大的江南私家园林，游园者一般都是来领略这座明代园林的诗情画意；但在1963年6月，两位来自不同国家、素昧平生的作家于此会面，为这座古典园林平添了几分浪漫，一段后人可追溯的人文趣谈。这两位作家就是中国作家沈西蒙和阿根廷作家库塞尼。

　　这故事是苏州陈沧泉老先生讲给我听的，他退休前在苏州市政府外事办工作，接待过不少来苏的中外文化名人。关于沈西蒙和库塞尼，他不但亲自为这两位作家拍照，而且还是他们有缘见面的牵线人和见证人。

　　库塞尼的全名是奥古斯丁·库塞尼，生于1924年，是阿根廷现当代著名剧作家。他在中国当代普通读者中不是很有知名度，但上世纪60年代的文科大学生都知道他，因为他的作品入选了当时高校中文专业的教材。至今，凡欲了解拉美现当代文学的全貌，也绕不开他，必然会涉及他的代表剧作《中锋在黎明前死去》。该剧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在阿根廷的矛盾和冲突，戏剧性极强，人物形象丰满。可以说，库塞尼的剧作在阿根廷现当代文学中有着经典的意义和地位。

　　沈西蒙，上海人，出身新四军的老革命，完全是战火中淬炼出来的作家，他一生著述颇丰，佳作迭出。对于沈西蒙来说，相对上海的繁华热闹，苏州明显要幽静很多，小桥流水更容易使人安静下来，潜心写作，因此他很喜欢苏州，但凡有重大题材的写作，他都会独自一人到苏州来完成。其中，《霓虹灯下的哨兵》的最初一稿，就是在苏州闭门一个多月，一气呵成。

　　而中阿两位作家的佳话，也正是源于这部作品。

　　沈西蒙有新四军战士的背景，笔下每每写到战争，都有过人的格局和才情。他在写作《霓虹灯下的哨兵》之前，就已写出了家喻户晓的作品，这就是电影《南征北战》。该片是新中国成立后摄制的第一部优秀的战争片，拍摄于1952年，先为黑白片，后来有了彩色胶片，又用新技术重新拍摄。影片场面宏大，气势磅礴，通过对一支具体的作战部队转战经历的描绘, 形象地体现了人民解放军运动战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如果不是军人，恐怕难以驾驭如此重大的题材。《南征北战》的剧本最后署名是合作完成的，但执笔的第一编剧是沈西蒙。这既得力于他的才华，也离不开他军旅生涯的滋养和支撑。

　　相比之下，执笔写作《霓虹灯下的哨兵》时，沈西蒙笔力更加圆熟，整体把控更加炉火纯青。这部作品的问世，首先得力于新闻媒体。最早是1959年7月23日，上海《解放日报》在头版发表通讯《南京路上好八连》，介绍八连的先进事迹，此后众多媒体竞相报道。沈西蒙看到这条通讯后，觉得题材难得，他秉持一份军人情怀，又是在上海长大，完全能够依据这个框架，写出更加血肉丰满的个性人物来。此后，他和创作组其他成员一起专门到八连体验生活，深入采访四十多天，整部剧的框架日渐成型，人物呼之欲出，他就到苏州闭门谢客，埋头笔耕，写出了话剧剧本。落在稿纸上最初的剧名叫《南京路进行曲》。

　　在修改过程中，剧名曾先后改为《霓虹灯下遭遇战》《霓虹灯下的奇兵》等，此后在前线话剧团的排演中被正式定名为《霓虹灯下的哨兵》。1963年2月该剧公演后，立即引起轰动，在话剧舞台内外赢得极高的声誉。库塞尼就在这之后不久来中国访问，观看了这部话剧，虽然对汉语台词对白不是很懂，但完全不影响他走进剧情，走近剧作家，对该剧赞叹不已。

　　说来有缘。库塞尼在上海访问期间，又偕夫人到苏州游览一番，无意中听说《霓虹灯下的哨兵》的主要创作者也在苏州，他立刻向苏州外事办负责接待的陈沧泉提出，希望能拜见沈西蒙，并恳望得到陈的帮助。陈立刻向上级汇报，上级认为这是好事，对促成彼此的文化交流很有意义，于是同意了此事。但这还要征询沈西蒙本人的意愿，他有没有空？是否正忙于写新作品？大家心中无底。陈沧泉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找到了当时住在苏州市政府招待所“怡社”的沈西蒙。

　　沈西蒙当时倒是不太忙，但他对库塞尼毫不了解，也没有接触过他的作品，只听陈沧泉单方面的介绍，心中其实也有顾虑。但当他得知对方是一位阿根廷剧作家，不远万里而来，而且比自己年长不少，就觉得自己客观上也算得上半个主人，不答应见面不但有失大方，也有欠礼貌。于是，中阿两国从未谋面的这两位作家，以戏为媒，在苏州拙政园玉兰堂见面了。

　　宾主会谈中，库塞尼郑重其事地请求陈沧泉用手中的相机为他们拍摄一组值得纪念的照片。毕竟是写戏的人，也能做手势辅以表情，库塞尼恳切地表达心意，陈沧泉明白了八九不离十，不断微笑着点头。库塞尼又想了想，突然掏出自己的钢笔，做举案齐眉状，又原地兜一圈，做出俘虏兵拱手缴枪的动作，伴着战战兢兢、毕恭毕敬的神态，俯首在沈西蒙面前，逗乐了在场所有人。

　　翻译马上说明了库塞尼的意思，说他非常佩服《霓虹灯下的哨兵》这部戏，也知道沈西蒙是名军人，他想真诚地拜倒在沈先生的门下，“缴械投降”。军人投降是缴枪，他没有枪，手中的笔就代替了枪，要陈沧泉拍下“立此存照”。这位阿根廷作家的确是够虔诚幽默的。

　　陈沧泉征询沈西蒙的意见，沈西蒙笑着大摇其头，他说自己只是小弟弟，对方是老大哥，是贵客，岂可让对方如此“抬举”。他以主人的姿态，拉库塞尼夫妇在正中的木沙发落座后，又搬来一把椅子，坐在他们身旁以示恭敬，这才示意陈沧泉拍下他们交谈的场景。

　　其时，沈西蒙没有预料到这次相会后，这部让外国同行大加赞赏的剧作正式“开挂”。1963年11月，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第二次进京演出。11月29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怀仁堂观看了该剧。演毕谢幕，全剧团人员都受到毛主席的接见。之后，在中宣部、文化部的协助下，地方上各剧种的剧团也都加入《霓虹灯下的哨兵》的演出中，大有“一花引来百花开”之势。据统计，当时全国有一百多个剧团改编演出了这部戏。1963年底，周恩来总理找到夏衍，要他负责把这个话剧拍成电影，而且有具体要求，即一句台词都不能改，一个演员也不要换。1964年初，同名电影由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在南京路实地拍摄，影片很快封镜并在全国上映。

　　在以后的岁月中，人们没有见到过沈西蒙用文字记述这段他与外国同行的故事。也许，是他觉得不应该特别张扬自己？或者，是随后的岁月中没有了宽松的心境和氛围，能从容整理这段几乎湮没的记忆？幸亏当时的见证人陈沧泉先生健在，又有具体的照片来“补记”这一段趣闻──让人感到温暖的中外作家间的惺惺相惜，即便相距万里，即便说着不同的语言。

　　在两位作家会面时，所谓的“缴械投降”一出戏，连外行都能看出来是幽默的举动，但也是戏假情真。对方并不是真的要封笔投降，而是表达对同行作品的极度赞赏。与千年前李白“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的褒扬，有异曲同工之妙。

　　剧作家沈西蒙于2006年4月28日去世，享年88岁。他的中外读者会永远铭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