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天津造纸工业，老天津人都知道有个振华造纸厂，俗称咸水沽老纸厂。但鲜为人知的是，这个振华造纸厂是天津本土机器造纸的发端，开创了天津机器造纸工业的先河。作为天津近代第一家机器造纸企业，振华造纸厂在经济近代化进程中顺应时代需要，在建厂初期通过各种有益的探索和不断的转型实践，成为行业翘楚，并在新中国成立后成长为天津乃至华北造纸骨干企业。

　　近代天津，自1860年开埠后，城市化进程加快，民族工商业迅速崛起，机器造纸工业也迎来了巨大的发展契机，一方面随着工商、文教事业的迅速发展，本地消费市场对各类纸张的需求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大量洋纸输入所呈现出的“利权外泄”之势，也大大刺激了本土生产方式的转变，催生天津本土机器造纸企业的出现。1922年，天津第一家机器造纸企业──振华造纸厂正式创建成立。建厂之前，其创办者留美博士倪锡纯（宋美龄的舅舅）和宁钰亭等人首先对造纸业市场进行了一年多的调研，鉴于工业包装用黄版纸工艺简单、用途广泛、市场需求量大，且因“版纸价低、量重、运费高”，不是洋纸抢占的重点市场，避免了过度竞争，因而确定以黄版纸项目为投资首选。同时，倪锡纯等人在选址建厂问题上也反复进行比选，认为咸水沽临近小站等稻米产区，制纸所需秸秆及劳动力资源丰富；濒临海河之畔，生产用水和漕运物流有保障，因此最终选定津南郊咸水沽为厂址。

　　振华造纸厂的创设资本为50万元，引进西方的公司制，建立股份有限公司。宁钰亭、倪锡纯和李蔼臣为主要投资人并持有公司大部分股份，其余为散股，均为3人的至亲好友所有，全体股东共计105人。公司设有股东会和董事会，董事会“除发起人外，又选出北洋大学校长冯仲文等共9人，宁钰亭为董事长兼总经理，李蔼臣为经理，倪锡纯为协理”。生产设备有72#圆网造纸机1台、大小引擎发电机5部、烧管汽机4座……均产自美国Black Clawson机器制造厂。产品为黄版纸，注册商标为“马头牌”，全年产量约4500吨，雇工约200人。1923年振华造纸厂正式投产运营后，“马头牌”黄版纸很快就以其价廉物美的特点赢得了市场的青睐。

　　振华造纸厂打破了外商对工业造纸的垄断，因而在产品面世不久，就遭到殖民资本的打压和蚕食，导致造纸厂一度陷于停顿。1926年，为实现集中垄断国内版纸生产之目的，有着日本买办背景的上海竟成造纸厂创办人王叔贤北上天津，将振华造纸厂租赁下来，更名为竟成造纸厂二厂。在此租赁期间，天津振华造纸厂与当时国内除苏州华章造纸厂以外的其他三大专业版纸厂──苏州华盛、杭州武林和嘉兴禾丰一起，成为上海竟成造纸厂的分厂，走上与竟成造纸厂联合生产、联合经营之路。王叔贤租赁各厂后，“以曾在华盛厂工作过后为竟成厂雇用的蔡永成为各厂厂长，每星期由蔡永成到各厂（天津除外）巡视一番”，振华造纸厂则由上海竟成造纸厂派来的吴茂卿、吴祥伯弟兄和一部分职工接管。“所租各厂并不全面开工，仅根据业务需要来决定各厂的生产，借以维持版纸市价”。租赁兼并所带来的生产与资本集中上的优势和苗头初显的垄断为振华造纸厂重新注入活力，再加上吴茂卿是一个日本通，在他的斡旋下，来自日商的压力大大减小，“所以在竟成租赁的六七年间，产品畅销，获利甚富”。

　　1931年，上海竟成造纸厂退租。不久，国华银行经理崔露华、蚌埠巨商胡圣余与宁钰亭及其好友金伯平集资10万元租赁振华造纸厂，更名为余记造纸厂。余记经营期间，健全了组织架构，明确了人岗及部门职能职责，提高了企业运行效率。资金方面有国华银行做后盾，应付裕如。生产上，重视市场调研，强化技术改造，加快新产品开发，积极“扩充制造报纸、包皮纸等部分”。重视员工福利，“每日工作八小时，薪金最低十五元，最高八十元，按月支领，如有加班时，临时斟酌办理”，提供“员工居所，并有卫生设备”，所以工人“颇感安适”，“颇知努力”。1932年秋，振华、民丰、华丰、大华和华盛国内五大专业版纸厂共同组建版纸产销联营，成立理事会，设立国产版纸联合营业所，统一划分市场、分配生产份额和规定价格。明确振华“专制黄版纸，产品不南运，限定在河北、山东、河南、山西等省销售，南方各厂产品不北运”。受惠于联营，在抗战爆发前，振华造纸厂在余记的经营下大有起色，收入颇丰。

　　抗战爆发前后，振华造纸厂收回自营，陆续购置2台剋料机，添装8个新烘缸，产能大幅提升，日产量从15吨提高到25吨。同时添置薄纸机2台，专业生产牛皮纸和油毡纸。后又增加生产火车票纸和烟草防潮及出口包装所用的灰版纸等业务，逐步发展为多种经营。但好景不长，因日寇觊觎造纸厂收益，加之津南土匪敲诈，造纸厂生产举步维艰，工人每日仅以山芋充饥，用屈辱和血泪以维持生产。而巧合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安塞县也成立了一家名为“振华”的造纸厂，所生产的马兰草纸与麦秆草纸解决了边区用纸紧张的问题，同时也更进一步推动边区工业体系的建立，为抗战胜利建功立业。在抗战期间，边区振华造纸厂共生产20708令纸，共有职工近200人。可以说，抗战时期边区及沦陷区两个振华造纸厂的不同际遇，既诉说了中华民族所经历的屈辱与不幸，又阐述了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

　　解放战争时期，由于通货膨胀，生产难以为继，时任经理的倪吉明变卖全部成品和部分原材料卷款出走。后厂区突发火灾，大部分厂房和部分机器毁于一旦，振华造纸厂就此陷于停顿，复工无期。直至天津解放，在人民政府政策和资金扶持下，始获新生。1954年，振华造纸厂率先实行公私合营，为其他造纸厂树立了榜样。合营后，政府投资力度加大，振华造纸厂生产规模持续扩张，产能绩效大幅提升，迅速成长为天津乃至华北造纸骨干企业。

　　总的说来，近代天津振华造纸厂的发展历程，是近代民族工业在夹缝中艰难前行的一个缩影。为实现“自强”“求富”之目的，它进行过生产方式的变革、企业组织形式的演进和生产经营管理的创新，出现过生产与资本的集中、工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联合和垄断的萌芽等，代表着新兴生产力，为中国近代造纸工业发展作出了贡献，对近代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