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这是管仲对鲍叔牙的评价，足见管、鲍二人情深谊长。当年，齐桓公为报一箭之仇，欲杀管仲，鲍叔牙极力举荐，管仲因祸得福，被重用为宰相。然而，后来管仲病危，齐桓公征求他对继任者人选的意见，甚至直言“鲍叔牙可”时，管仲却未推荐亲如兄弟的鲍叔牙，而是推荐了交情泛泛的隰朋。

　　管仲是忘恩负义不讲交情，还是嫉贤妒能压制人才？都不是。管仲给出的理由是，鲍叔牙不屑与不如自己的人为伍，“一闻人之过，终身不忘”，偶尔闻人过失，终身不忘，胸怀不够阔达，不适合当宰相。而隰朋为人宽厚，礼贤下士，居家不忘公事，勤政不怠，是当宰相的最佳人选。可见管仲在荐举上的大公无私。

　　北宋仁宗时期的王曾，在选人用人问题上，也是这样一位大公无私的宰相。据《宋史·王曾传》记载，他任相时，为朝廷推荐了很多人才，但“进退士人，莫有知者”，从来不说谁谁是自己推荐提拔的，以至于范仲淹埋怨他说：“明扬士类，宰相之任也。公之盛德，独少此耳。”为国举才是宰相的职责，你盛德虽广，却独独没有做到这一点。王曾回答说：“夫执政者，恩欲归己，怨使谁归？”是啊，作为手握予夺重权的宰相，如果恩德归己，那么怨尤归谁呢？范仲淹叹服其言。

　　范仲淹确实误会了王曾。荐举是宰相职责，也是公事。如果总是标榜谁谁是我荐举的，那就是“市私恩”，而这恰恰是王曾所深恶痛绝的。王曾为官三十余年，做事讲规矩，讲法度，公事公办，“尤抑奔竞”“人莫敢干以私”，特别反对拉关系走后门，谁都不敢拿私事求他。

　　北宋田况《儒林公议》记载说，王曾初任宰相时，推荐苏惟甫可堪大任，苏惟甫浑然不知。苏惟甫赋闲在京，等待朝廷选拔，多次到王曾府上拜访，但惧于王曾“抑奔竞”的性格，不敢轻言私事。在京日久，盘缠将尽，他十分焦急，某日又去拜见王曾，鼓起勇气，说起了自己的窘况，王曾顾左右而言他。当苏惟甫怀着绝望的心情回到住处时，却发现朝廷重用他为“江淮都大发运使”的任命书在那静候着他，而且是王曾亲自签署的。王曾之前只字未提，为此，苏惟甫“惭歉久之”。王曾这种秉公办事、不市私恩的特点，既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品质，十分可贵。

　　北宋像王曾这样举才唯公的，大有人在。李昉任相，凡是前来套近乎、求举荐的，即便其才可取，也必正色拒绝，然后按正常程序推荐提拔。子弟们问其故，李昉说：“用贤，人主之事；若受其请，是市私恩也，故峻绝之。”陈执中任相，女婿向他谋求官职，陈执中一口回绝说，官职是国家的，“非卧房笼箧之物，婿安得有之？”

　　为国举才，是吏治大事，出自公心还是私心，一字之差，千里之别，这决定了人才价值的大小和任用效果的正负。出于公心，则野无遗贤，人才辈出，带来的必然是海晏河清的政治局面；出自私心，公器私授，轻者导致用人不公、人才流失，重者导致拉帮结派、结党营私，更有甚者会导致国家灭亡。北宋末年，蔡京、王黼、童贯、朱勔等人权倾一时，他们大量培植党羽，纷纷荐举自己的亲属、门人。有人在弹劾蔡京时说：“内而执政侍从，外而师臣监司，无非其门人亲戚。”而“门人亲戚”绝大多数都是些只会溜须拍马的无能之辈，结果金人挥师南下之时，满朝大臣面面相觑、束手无策，金军陷燕京、破太原、围开封，文臣武将望风而逃，金军如入无人之境，轻轻松松就灭掉了北宋这个一百六十余年基业的王朝。

　　到了大难临头才明白，内无贤臣、外无良将，才是国家走向灭亡的真正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