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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06月05日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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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备考花样多(图)
雨林霖
古代科考图

  在现代社会,人们从小到大会经历各种各样的考试。比如,学生时代的入学考试、月考、期中期末考、结业考、升学考试等,成人后的入职考试、职业资格证考试或者从业资格考试等。每当考试来临的时候,尤其是在像中考、高考这样的大型考试来临前,我们往往会焦虑不安、分外紧张。因此,每当考试前,人们都会想尽各种花样来备考,以期缓解紧张心态、化解焦躁情绪,争取在考场上能够超常发挥,取得一个理想成绩。其实,说起考前备考,古人可是颇有心得。

  设立官学 兴办书院 

  朱熹送儿子拜名师

  想要考得好,必须要具备充分的知识储备,这需要考生在考前学习阶段认真学习、复习各类课程。

  在古代,想要获得系统性和专业性的学习机会,也得报上一个“辅导班”或者“补习班”。在我国古代,“辅导班”和“补习班”不少,甚至还有由官方出面专门设置的官学。所谓官学,就是由官府设立的公办学校。在先秦时期,统治者便有设立官学的传统。

  古代的官学相当于“公办辅导班”,不收取学费,其资金来源主要靠朝廷拨款,学子的待遇和从业前景都不错。然而,能去官学这样的高等学府上学可不容易,历朝历代,对于太学或者国子监的入学资格都有着严苛的规定。到了宋代,由于重文轻武,对于文化教育的需求极大提升,于是,“民办辅导班”开始兴起,一大批书院建立了起来。

  比如,南宋学者吕祖谦所创建的丽泽书院就是一所知名“辅导班”,该书院位于婺州(今浙江金华)。吕祖谦不仅是当时的名家,而且他本人就是进士出身,在朝为官多年。他还曾邀请朱熹、张栻等著名大家到书院讲学,书院师资力量强大,如此一来,丽泽书院吸引了天下众多学子前来学习。

  吕祖谦的书院受欢迎的关键还在于,他的书院教习的内容,基本上都是应对当时科举考试的技巧。换而言之,吕祖谦的“辅导班”,是专门应对考试的“应试班”。正因如此,当时的大儒朱熹也将自己的儿子朱塾送到吕祖谦门下学习。为了提升“升学率”,吕祖谦还特意编写教材,教材名字叫作《东莱博议》。吕氏家族原是山东东莱的望族世家,所以吕祖谦自号为“东莱先生”,所谓“博议”是吕祖谦根据当时学生的总体特点以及社会实际情况和科考内容,以《左传》为基础,整理编写了一本《左氏博议》作为讲义。人们将这本《左氏博议》称之为《东莱先生左氏博议》,后又名《东莱博议》。

  教材编好后,吕祖谦自己也毫不避讳地说:“《左氏博议》者,为诸生课试之作也。”这本教材,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为了帮助学生应试的,里面的所有文章,都可以成为科举考试中的范文。据说学生通过学习《东莱博议》,科举水平便有了立竿见影的提升。因此,《东莱博议》后来不仅成为丽泽书院的教材,许多“辅导班”“补习班”也将其选为读本和教材,《东莱博议》一时竟成了畅销书。

  除了“辅导班”,在古代还有“考前突击班”。古代的书院为了提升“中举率”,每当到了科举年份,也会大规模扩招,想方设法吸引优质生源。比如,康熙二十三年(1684),湖南巡抚丁思孔将优秀的生童集中到岳麓书院教授科举之学,而且“月辄一试,糊名而进”,每月都进行模拟考试。各地士子听说后纷至沓来,“远方学者闻风向往,虽远在江南闽浙,亦不惮重茧而至”。

  在明清时期,书院常常按照考试成绩将学生分为三等,成绩最好的一等叫“正课生”,不但食宿全免,每年还有生活补贴。广东粤秀书院在清朝嘉庆年间颁布的《粤秀书院条规十八则》中就有规定:“向来每遇乡试之年,生监增取正课四十名。今议乡试年分增取正课生监二十名。”即每当乡试年份,在原规定增收40名作为正课生的基础上,再增加20名正课生名额,这些学生可以获得良好的应试辅导和严苛的强化训练。此外,乡试年份,还有“增额正外课膏火”的规定,即无论哪等学生,都可以获得更高的生活补贴,为考生们一心一意考取功名提供良好的条件。

  不仅如此,有的书院还专门开设了“举人班”。在明清时期,举人已经通过了乡试,所以没有专门的学习场所。但举人还需要参加会试和殿试,因此,有的书院为了满足举人的应试需求,还会专门招收部分举人入院学习,为举人们提供参加会试前的应试辅导教学。清朝嘉庆十三年(1808),盐政阿克当阿便在扬州梅花书院招收举人,开了清代书院招收举人的先河。根据《明清进士位名录》的统计,在“举人班”开设的第二年,梅花书院便一次性考出了4名进士,其中洪莹更是一举夺得状元。一时间,梅花书院声名远扬,成为晚清的著名学府。

  时文作答有技巧

  白居易自己编教材

  作为一名应试考生,教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古代,有些学霸能够为自己编辑教材,比如唐朝诗人白居易,就曾经编辑了《百道判》和《策林》两本教材。而前面提到的南宋大儒吕祖谦,则为学生编辑了一本《东莱博议》。

  不过,这些教材的编撰者,其出发点还是停留在为考生提供考前参考。而到了明清时期,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广义上的科举教材主要是指各类经史图书,但到了明代,尤其是明代中后期,科举考试日趋程式化,而大部分读书人考试的目的性更加明确,于是,许多考生不再专注于钻研经书大义,而是开始揣摩时文答题技巧。所谓“时文”,即科举时代应试的文章。当时出版业发达,从明代开始,科举教材就成了一门生意,一大批以考试为导向的科举教材涌现了出来。

  早在明朝前期的成化、弘治年间,科举考试用书就开始出现了,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教材当数《京华日抄》,这是成化年间杭州通判沈澄所刻的一部时文集,相当于“高考优秀作文选集”。此书一面世,深受士子们欢迎,同类书籍也随之大量迸涌出来。到了明朝后期,科举考试类图书处于供销两旺的态势。

  当时,全国的图书出版中心在福建建阳,建阳书坊所刊刻出版的图书当中,很大一部分是教材。有学者曾经统计过明代建阳各个书坊所刊刻的科考用书数量,得出一组数据:明代建阳书坊刊刻的科考用书数量是757种,占总刊刻书籍数量的67.11%。这说明,科举教材是当时最为畅销的书籍种类之一。

  明代建阳书坊刊刻的教材之所以受欢迎,除了市场需求量大外,教材本身有创新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比如,当时的刻书家余应虬编辑的《四书翼经图解》,将传统的《四书》加以释文和图解,使其更为通俗易懂,面世之后颇为畅销。教材在版式上也不断推陈出新,比如在书籍中插刻插图,使得书籍的可读性和趣味性都得到极大的提升。当然了,还有一部分奸商,假托状元和进士之名编纂图书,这种做法有悖道德,但借着状元和进士的流量,却吸引了一大批买家。

  在众多教材中,卖得最火的还是类似于《京华日抄》之类的八股文选本。在选本中又有不同类型,比如“程墨”,是指乡试、会试考官所写的范文或中举考生的文章,这类选本权威性大,最受考生追捧;其次是“房稿”,这类选用的都是新科进士平日所作的八股文,因此也相当畅销;还有“行卷”,这是乡试中中举的举人作品选,销量相对来说要差一些。此外,还有“社稿”“朱卷”“窗稿”“名稿”等,但权威性都不如前三种选本。

  后来,书商们不满足于简单的编选,还会邀请各路名家对编选的文章进行点评和分析,帮助考生加强理解,提升八股文写作技巧。比如,明朝的《一房得士录》《阅艺随录》《程文选》等都是此类教材。在这种背景下,明清时期还诞生了一种新职业──“选家”,如果说得具体一些,就叫作“时文选家”或“八股文选家”,即专门靠编选时文为生的人。

  清代小说《儒林外史》便为我们生动刻画了“时文选家”的生活图景。书中提到的萧金铉、诸葛天申、季恬逸、匡超人、马纯上、蘧验夫等人,都是书里有名的时文选家。比如书中的马静,字纯上,俗称马二先生,因屡试不举,最后在嘉兴的文海楼书坊以编选八股文选集为生。他编选的《三科程墨持运》,不仅具有权威性,而且还有详细的注解和批语,成为畅销大江南北的优秀科考教材。

  明末清初的学者吕留良也做过科考教材的生意。清人王应奎在《柳南随笔》中记载:“本朝时文选家,惟天盖楼本子风行海内,远而且久。”“天盖楼”正是吕留良所经营的刻局,他靠着卖应试教材的生意大发其财。然而,当时的黄宗羲和万斯同却对吕留良的这种行为颇为看轻,甚至调侃这是“纸尾之学”。

  许愿祈福吃彩头

  欧阳修也信有“考神”

  如今,许多考生考试之前都会拜拜各路“考神”,或者吃一些蕴含着美好寓意的美食,讨个好彩头。那么,古代科考生,考前要拜哪些“考神”呢?

  在儒学之中,孔子为万世师表,古代的考生们自幼即奉其为神,每当科举开考前,官方都有盛大的拜祭孔庙活动。对于古代考生来说,科举考试前少不了要拜一拜孔子,希望自己在接下来的考试中能够文思泉涌、下笔如有神。佛教中的“考神”为文殊菩萨,传说文殊菩萨是智慧、文化的化身,他出生时即会说话,智慧超群,因而备受学子的尊崇。

  此外,我国古代的文运神有“五文昌”之说,即道教奉祀的五位神明:文昌帝君、文衡帝君(关帝)、纯阳帝君(吕洞宾)、魁星星君、朱衣神君。

  古人认为,文昌星是主持文运功名的星宿。所以,文昌帝君在中国民间和道教中,是掌管士人功名禄位之神。关公深明春秋义理,为人公正,处事严明,所以主管着读书士子的道德品行、录取排名。魁星,俗称文曲星,本名“奎星”,原为古代天文记载的二十八星宿中的西方白虎宫七宿之首。由于在科举考试之中,第一名也被称为“魁”,所以,魁星也被士人供奉,以祈功名。在古代,许多地方都建有“魁星楼”,寓意学子“夺魁”,为科举士子们顶礼膜拜。

  纯阳帝君吕洞宾又称孚佑帝君,他出身士人,后来修道飞升。在传说中,吕洞宾曾经以黄粱梦点醒赶赴科举的卢生。后来,纯阳帝君也成为我国古代传说中的“考神”之一。此外,宋代赵令畤的《侯鲭录》中记载,欧阳修做主考官时,每次阅卷就会感觉身后站着一个穿朱色衣服的人,严肃地注视着他手中的朱笔。起初,欧阳修以为是侍从站在他身后,但回头看时,根本没有人。那朱衣人时时点头,凡是他点了头的卷子,必定合格。欧阳修把这件怪事告诉了同僚,同僚们无不感到惊异,欧阳修也感慨道:“文章自古无凭据,唯愿朱衣一点头。”从此,朱衣神君就成了学子们信奉的“考神”之一。

  除了拜“考神”,吃些吉利的饮食讨个好彩头也很有必要。我国古代便流传下来许多带有“吉利”寓意的食物,比如浙江的著名特产状元糕,以其外形酷似古代新科状元戴的帽子,因而得名。广东的猪杂粥,也有个气派的称谓──“状元及第粥”,这碗粥里,还有着一则故事。

  相传明代岭南才子伦文叙幼时家贫,以卖菜为生。一粥铺店主怜其年幼,便每日到伦文叙家买一担菜,并要他送到粥铺。每当伦文叙来到粥铺,店主便用剩余食材生滚白粥,免费请伦文叙吃。后来,伦文叙高中状元,衣锦还乡时特地前往感谢店主,店主又为其做了一碗猪杂粥。由于此粥无名,故老板请伦文叙命名,伦文叙为此粥取名为“状元及第粥”,并亲笔为粥铺写下牌匾。

  中华饮食文化博大精深,国人在吃的方面向来很有创新精神,不同地区的考前食俗亦有不同,但目的却大抵相同:能讨个好彩头,祝愿自己在即将到来的考试中考运上佳、一举中第。

  关于拜“考神”,蒲松龄在《聊斋志异》里还有个魁星的故事:话说山东郓城有个人叫作张济宇,他夜里躺着睡不着,忽然整个房子里亮了起来。他起来一看,惊讶地发现一个鬼正拿着笔站着,样子和魁星一样。张济宇连忙起来跪拜,可房里的光很快就消失了。张济宇以为这是魁星保佑他成为状元的预兆,从此自负起来,不再认真学习。到最后,竟然“落拓无成,家亦雕落”。蒲松龄最后发出感慨:“彼魁星者,何以不为福而为祸也?”

  大考来临,每个考生都不可避免会有压力。“许愿祈福吃彩头”,实际上也是一种考前的解压方式,以期缓解考生们紧张的心理状态。但最终能不能成功,归根结底还是要靠平时挥洒汗水、学习积累。如果把希望寄托在神灵护佑上,而自身却不付出努力,那么到头来只能竹篮打水一场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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