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社会，人们从小到大会经历各种各样的考试。比如，学生时代的入学考试、月考、期中期末考、结业考、升学考试等，成人后的入职考试、职业资格证考试或者从业资格考试等。每当考试来临的时候，尤其是在像中考、高考这样的大型考试来临前，我们往往会焦虑不安、分外紧张。因此，每当考试前，人们都会想尽各种花样来备考，以期缓解紧张心态、化解焦躁情绪，争取在考场上能够超常发挥，取得一个理想成绩。其实，说起考前备考，古人可是颇有心得。

　　设立官学 兴办书院 

　　朱熹送儿子拜名师

　　想要考得好，必须要具备充分的知识储备，这需要考生在考前学习阶段认真学习、复习各类课程。

　　在古代，想要获得系统性和专业性的学习机会，也得报上一个“辅导班”或者“补习班”。在我国古代，“辅导班”和“补习班”不少，甚至还有由官方出面专门设置的官学。所谓官学，就是由官府设立的公办学校。在先秦时期，统治者便有设立官学的传统。

　　古代的官学相当于“公办辅导班”，不收取学费，其资金来源主要靠朝廷拨款，学子的待遇和从业前景都不错。然而，能去官学这样的高等学府上学可不容易，历朝历代，对于太学或者国子监的入学资格都有着严苛的规定。到了宋代，由于重文轻武，对于文化教育的需求极大提升，于是，“民办辅导班”开始兴起，一大批书院建立了起来。

　　比如，南宋学者吕祖谦所创建的丽泽书院就是一所知名“辅导班”，该书院位于婺州（今浙江金华）。吕祖谦不仅是当时的名家，而且他本人就是进士出身，在朝为官多年。他还曾邀请朱熹、张栻等著名大家到书院讲学，书院师资力量强大，如此一来，丽泽书院吸引了天下众多学子前来学习。

　　吕祖谦的书院受欢迎的关键还在于，他的书院教习的内容，基本上都是应对当时科举考试的技巧。换而言之，吕祖谦的“辅导班”，是专门应对考试的“应试班”。正因如此，当时的大儒朱熹也将自己的儿子朱塾送到吕祖谦门下学习。为了提升“升学率”，吕祖谦还特意编写教材，教材名字叫作《东莱博议》。吕氏家族原是山东东莱的望族世家，所以吕祖谦自号为“东莱先生”，所谓“博议”是吕祖谦根据当时学生的总体特点以及社会实际情况和科考内容，以《左传》为基础，整理编写了一本《左氏博议》作为讲义。人们将这本《左氏博议》称之为《东莱先生左氏博议》，后又名《东莱博议》。

　　教材编好后，吕祖谦自己也毫不避讳地说：“《左氏博议》者，为诸生课试之作也。”这本教材，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为了帮助学生应试的，里面的所有文章，都可以成为科举考试中的范文。据说学生通过学习《东莱博议》，科举水平便有了立竿见影的提升。因此，《东莱博议》后来不仅成为丽泽书院的教材，许多“辅导班”“补习班”也将其选为读本和教材，《东莱博议》一时竟成了畅销书。

　　除了“辅导班”，在古代还有“考前突击班”。古代的书院为了提升“中举率”，每当到了科举年份，也会大规模扩招，想方设法吸引优质生源。比如，康熙二十三年（1684），湖南巡抚丁思孔将优秀的生童集中到岳麓书院教授科举之学，而且“月辄一试，糊名而进”，每月都进行模拟考试。各地士子听说后纷至沓来，“远方学者闻风向往，虽远在江南闽浙，亦不惮重茧而至”。

　　在明清时期，书院常常按照考试成绩将学生分为三等，成绩最好的一等叫“正课生”，不但食宿全免，每年还有生活补贴。广东粤秀书院在清朝嘉庆年间颁布的《粤秀书院条规十八则》中就有规定：“向来每遇乡试之年，生监增取正课四十名。今议乡试年分增取正课生监二十名。”即每当乡试年份，在原规定增收40名作为正课生的基础上，再增加20名正课生名额，这些学生可以获得良好的应试辅导和严苛的强化训练。此外，乡试年份，还有“增额正外课膏火”的规定，即无论哪等学生，都可以获得更高的生活补贴，为考生们一心一意考取功名提供良好的条件。

　　不仅如此，有的书院还专门开设了“举人班”。在明清时期，举人已经通过了乡试，所以没有专门的学习场所。但举人还需要参加会试和殿试，因此，有的书院为了满足举人的应试需求，还会专门招收部分举人入院学习，为举人们提供参加会试前的应试辅导教学。清朝嘉庆十三年（1808），盐政阿克当阿便在扬州梅花书院招收举人，开了清代书院招收举人的先河。根据《明清进士位名录》的统计，在“举人班”开设的第二年，梅花书院便一次性考出了4名进士，其中洪莹更是一举夺得状元。一时间，梅花书院声名远扬，成为晚清的著名学府。

　　时文作答有技巧

　　白居易自己编教材

　　作为一名应试考生，教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古代，有些学霸能够为自己编辑教材，比如唐朝诗人白居易，就曾经编辑了《百道判》和《策林》两本教材。而前面提到的南宋大儒吕祖谦，则为学生编辑了一本《东莱博议》。

　　不过，这些教材的编撰者，其出发点还是停留在为考生提供考前参考。而到了明清时期，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广义上的科举教材主要是指各类经史图书，但到了明代，尤其是明代中后期，科举考试日趋程式化，而大部分读书人考试的目的性更加明确，于是，许多考生不再专注于钻研经书大义，而是开始揣摩时文答题技巧。所谓“时文”，即科举时代应试的文章。当时出版业发达，从明代开始，科举教材就成了一门生意，一大批以考试为导向的科举教材涌现了出来。

　　早在明朝前期的成化、弘治年间，科举考试用书就开始出现了，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教材当数《京华日抄》，这是成化年间杭州通判沈澄所刻的一部时文集，相当于“高考优秀作文选集”。此书一面世，深受士子们欢迎，同类书籍也随之大量迸涌出来。到了明朝后期，科举考试类图书处于供销两旺的态势。

　　当时，全国的图书出版中心在福建建阳，建阳书坊所刊刻出版的图书当中，很大一部分是教材。有学者曾经统计过明代建阳各个书坊所刊刻的科考用书数量，得出一组数据：明代建阳书坊刊刻的科考用书数量是757种，占总刊刻书籍数量的67.11%。这说明，科举教材是当时最为畅销的书籍种类之一。

　　明代建阳书坊刊刻的教材之所以受欢迎，除了市场需求量大外，教材本身有创新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比如，当时的刻书家余应虬编辑的《四书翼经图解》，将传统的《四书》加以释文和图解，使其更为通俗易懂，面世之后颇为畅销。教材在版式上也不断推陈出新，比如在书籍中插刻插图，使得书籍的可读性和趣味性都得到极大的提升。当然了，还有一部分奸商，假托状元和进士之名编纂图书，这种做法有悖道德，但借着状元和进士的流量，却吸引了一大批买家。

　　在众多教材中，卖得最火的还是类似于《京华日抄》之类的八股文选本。在选本中又有不同类型，比如“程墨”，是指乡试、会试考官所写的范文或中举考生的文章，这类选本权威性大，最受考生追捧；其次是“房稿”，这类选用的都是新科进士平日所作的八股文，因此也相当畅销；还有“行卷”，这是乡试中中举的举人作品选，销量相对来说要差一些。此外，还有“社稿”“朱卷”“窗稿”“名稿”等，但权威性都不如前三种选本。

　　后来，书商们不满足于简单的编选，还会邀请各路名家对编选的文章进行点评和分析，帮助考生加强理解，提升八股文写作技巧。比如，明朝的《一房得士录》《阅艺随录》《程文选》等都是此类教材。在这种背景下，明清时期还诞生了一种新职业──“选家”，如果说得具体一些，就叫作“时文选家”或“八股文选家”，即专门靠编选时文为生的人。

　　清代小说《儒林外史》便为我们生动刻画了“时文选家”的生活图景。书中提到的萧金铉、诸葛天申、季恬逸、匡超人、马纯上、蘧验夫等人，都是书里有名的时文选家。比如书中的马静，字纯上，俗称马二先生，因屡试不举，最后在嘉兴的文海楼书坊以编选八股文选集为生。他编选的《三科程墨持运》，不仅具有权威性，而且还有详细的注解和批语，成为畅销大江南北的优秀科考教材。

　　明末清初的学者吕留良也做过科考教材的生意。清人王应奎在《柳南随笔》中记载：“本朝时文选家，惟天盖楼本子风行海内，远而且久。”“天盖楼”正是吕留良所经营的刻局，他靠着卖应试教材的生意大发其财。然而，当时的黄宗羲和万斯同却对吕留良的这种行为颇为看轻，甚至调侃这是“纸尾之学”。

　　许愿祈福吃彩头

　　欧阳修也信有“考神”

　　如今，许多考生考试之前都会拜拜各路“考神”，或者吃一些蕴含着美好寓意的美食，讨个好彩头。那么，古代科考生，考前要拜哪些“考神”呢？

　　在儒学之中，孔子为万世师表，古代的考生们自幼即奉其为神，每当科举开考前，官方都有盛大的拜祭孔庙活动。对于古代考生来说，科举考试前少不了要拜一拜孔子，希望自己在接下来的考试中能够文思泉涌、下笔如有神。佛教中的“考神”为文殊菩萨，传说文殊菩萨是智慧、文化的化身，他出生时即会说话，智慧超群，因而备受学子的尊崇。

　　此外，我国古代的文运神有“五文昌”之说，即道教奉祀的五位神明：文昌帝君、文衡帝君（关帝）、纯阳帝君（吕洞宾）、魁星星君、朱衣神君。

　　古人认为，文昌星是主持文运功名的星宿。所以，文昌帝君在中国民间和道教中，是掌管士人功名禄位之神。关公深明春秋义理，为人公正，处事严明，所以主管着读书士子的道德品行、录取排名。魁星，俗称文曲星，本名“奎星”，原为古代天文记载的二十八星宿中的西方白虎宫七宿之首。由于在科举考试之中，第一名也被称为“魁”，所以，魁星也被士人供奉，以祈功名。在古代，许多地方都建有“魁星楼”，寓意学子“夺魁”，为科举士子们顶礼膜拜。

　　纯阳帝君吕洞宾又称孚佑帝君，他出身士人，后来修道飞升。在传说中，吕洞宾曾经以黄粱梦点醒赶赴科举的卢生。后来，纯阳帝君也成为我国古代传说中的“考神”之一。此外，宋代赵令畤的《侯鲭录》中记载，欧阳修做主考官时，每次阅卷就会感觉身后站着一个穿朱色衣服的人，严肃地注视着他手中的朱笔。起初，欧阳修以为是侍从站在他身后，但回头看时，根本没有人。那朱衣人时时点头，凡是他点了头的卷子，必定合格。欧阳修把这件怪事告诉了同僚，同僚们无不感到惊异，欧阳修也感慨道：“文章自古无凭据，唯愿朱衣一点头。”从此，朱衣神君就成了学子们信奉的“考神”之一。

　　除了拜“考神”，吃些吉利的饮食讨个好彩头也很有必要。我国古代便流传下来许多带有“吉利”寓意的食物，比如浙江的著名特产状元糕，以其外形酷似古代新科状元戴的帽子，因而得名。广东的猪杂粥，也有个气派的称谓──“状元及第粥”，这碗粥里，还有着一则故事。

　　相传明代岭南才子伦文叙幼时家贫，以卖菜为生。一粥铺店主怜其年幼，便每日到伦文叙家买一担菜，并要他送到粥铺。每当伦文叙来到粥铺，店主便用剩余食材生滚白粥，免费请伦文叙吃。后来，伦文叙高中状元，衣锦还乡时特地前往感谢店主，店主又为其做了一碗猪杂粥。由于此粥无名，故老板请伦文叙命名，伦文叙为此粥取名为“状元及第粥”，并亲笔为粥铺写下牌匾。

　　中华饮食文化博大精深，国人在吃的方面向来很有创新精神，不同地区的考前食俗亦有不同，但目的却大抵相同：能讨个好彩头，祝愿自己在即将到来的考试中考运上佳、一举中第。

　　关于拜“考神”，蒲松龄在《聊斋志异》里还有个魁星的故事：话说山东郓城有个人叫作张济宇，他夜里躺着睡不着，忽然整个房子里亮了起来。他起来一看，惊讶地发现一个鬼正拿着笔站着，样子和魁星一样。张济宇连忙起来跪拜，可房里的光很快就消失了。张济宇以为这是魁星保佑他成为状元的预兆，从此自负起来，不再认真学习。到最后，竟然“落拓无成，家亦雕落”。蒲松龄最后发出感慨：“彼魁星者，何以不为福而为祸也？”

　　大考来临，每个考生都不可避免会有压力。“许愿祈福吃彩头”，实际上也是一种考前的解压方式，以期缓解考生们紧张的心理状态。但最终能不能成功，归根结底还是要靠平时挥洒汗水、学习积累。如果把希望寄托在神灵护佑上，而自身却不付出努力，那么到头来只能竹篮打水一场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