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7日，“烽火四千里，文脉向蜀川——罗伟章长篇小说《四千里》新书发布会”在成都举办。本书作者、四川省作协副主席罗伟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原总编辑韩敬群，评论家李明泉等出席活动，围绕这部小说的创作过程、文学价值展开交流。

　　《四千里》是罗伟章的最新力作，以一段真实历史事件为基础，讲述抗日战争时期，南京沦陷前，中央大学农学院王酉亭等人，为留下畜牧业的火种，带上一千多只进口畜禽出发，行程四千里抵达重庆，展现了普通人对家国责任的坚守。罗伟章讲述了创作这部小说前前后后的故事。

　　一则“动物西迁”旧闻

　　激发了我的创作灵感

　　十几年前，我创作表现重庆大轰炸的小说《太阳底下》时，曾查阅抗战史料，走访当年的亲历者。在这个过程中，我看到一则旧闻，说南京陷落前夕，中央大学农学院畜牧场场长王酉亭与十多名职工一起，保护着农学院用于教学、科研、技术推广的上千只进口畜禽，包括牛、马、羊、猪、兔、鸭等，撤离南京，跨越五个省份，历时一年，行程四千里，转移至大后方重庆。他们那支队伍被称为“动物大军”。这段旧闻使我受到强烈震撼，在日记中写下：关于这件事，我应该写一部小说。

　　这个想法像一粒种子埋在我心里。2022年的一天，韩敬群老师打来电话，邀我写一部关于知识分子抗战题材的长篇小说，取材宜宾李庄，那里曾大师云集，是抗战时期中国的文化地标之一。不久后，文学评论家陈东捷老师又跟我提起这件事。我心里那个埋藏多年的念头被激活了，我对他们说出了自己的想法。韩敬群老师听完很兴奋，说这个角度好，让我从容地写，他有足够的耐心。

　　关于那场西迁，网络上能搜索到的信息非常少，有一篇报道，《四千里路霜晨月》，作者黄志毅，采访了王酉亭的后人，谈到王酉亭在迁徙途中遇到过土匪、杀过牲口犒赏抗日军队。但那篇报道并没有展开陈述。我想，我可以把故事补充完整。

　　我联系了王酉亭之子王德先生。他家住南京，因身体原因不方便见面，只是在电话里给我讲了那篇报道中写到的事。但是我依然去了南京，想看看那里的长江，尽管先前去过多次。我隐约觉得，长江的气息、体态和流响，能引领我穿透过往，倾听历史。

　　王酉亭带领“动物大军”走过的那些地方，此前我大多去过，尤其是大别山区，与我老家大巴山区相邻，可以说同根同源。我也需要了解抗战大局和二战全景，因此读了很多书。我觉得，那支队伍和我之间建立了血肉联系，我因他们而存在，反过来也一样，他们中的每一个人，也包括动物，都与我有着共同的祖先。我听到了他们的呼吸，感受到他们勃发的生命。

　　为什么要护送畜禽

　　国难当头必须行动

　　有一个问题需要提前想清楚，就是王酉亭等人的动机。他们本不必承担这项任务，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先期前往重庆推进迁校工作，撤离前他作出指示，这批畜禽可以宰杀、变卖、食用，底线是不能落入日军手中。王酉亭完全可以就地处置这批畜禽，这更合乎现实。学校也为他们购买了撤离的船票，但他们选择了护送畜禽西迁。单从物质层面来看，我们有理由怀疑王酉亭等人做这件事的意义——上千只进口畜禽当然重要，但在强敌入侵的局势下，又能重要到什么程度？何况，此前已经每样优选一对，带到大后方了。

　　在我看来，他们最初只是遵从良知，遵从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因为国难当头，必须有所行动，必须做些什么。恰恰是在翻山越岭、跨沟绕涧、风餐露宿、胆战心惊的西迁行动中，他们对于这件事的认知，才从模糊变得清晰起来，并且越走越坚定。

　　帮助他们成长的，是一路上的所见所闻。与他们同时在这片国土上“移动”的，有众多流亡的师生，大家弦歌不辍，志向不灭，休息时就在路边读书上课，大雨后表演抗战剧目。还有许许多多难民，在背井离乡的逃难途中，共同的命运让他们懂得了什么是同胞，什么是大义，什么是同仇敌忾，于是由难民变成了国民，由零散的国民变成凝聚起来的力量。这段历史彰显了英雄主义、责任意识与使命担当。

　　当我通过写作去探寻王酉亭等人的内心世界，越来越感觉到，他们是一群英雄，不需要豪言壮语，他们完成了自我超越，得到了回响。

　　人的精神追求本就存在层次差别。比如，张骞出使西域，被匈奴扣留十年。成功逃脱后，常人会选择即刻返回故土，而张骞却认定自身使命尚未完成，继续向西行进，前往西域诸国完成出使任务，之后再度被俘。他舍弃个人思乡之情，放下安稳生活，承担国家赋予的任务。这份抉择，是多数普通人难以理解的。

　　民族危亡的时代背景之下，作为普通民众、知识分子，应当如何履行责任义务，如何理解个体生命的价值？使命感并非对人的基本要求，而正是一代代这样的先辈，构筑起我们民族的精神根基，为后世文明提供了精神底气。我们的民族需要完整的精神骨架，个体同样需要建立自身的精神骨架，以此支撑整个人生。

　　我写这部小说的时候，天津的文学评论家任芙康老师给我发来一段视频，讲的是抗战期间，美籍华裔李灵爱变卖祖母的首饰筹集资金，购买柯达克罗姆16毫米彩色胶片，请战地记者雷伊·斯科特到中国拍摄一部纪录片，自南而北，记录下中国人共赴国难的宏大画卷，片名就叫《苦干——中国不可战胜的秘密》。作家赛珍珠看过这部纪录片后说：“这才是真正的中国。”很多美国青年受到感召，报名参加“飞虎队”，奔赴中国战场。

　　心是作家要去的第一站

　　写作是一门遗憾的艺术

　　在《四千里》这部小说中，除了王酉亭有明确的历史原型，迁徙队伍中的其余人物都是我虚构的。迁徙路线是真实的，但过程难以恢复原貌。小说的首要任务是作用于心，心是作家要去的第一站。有时候，当我写出某个动人的细节，觉得那并不是我虚构和想象的功劳，而是在我心里埋了十多年的那粒种子，自己长成了树。

　　我还虚构了江月英这个人物，是这段四千里往事的记忆传承者。她的存在本身就是历史证言，将发生在八十多年前、已经逐渐被人淡忘的往事，直接和当代连接在一起，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架起了一座桥。

　　这部小说我改了很多遍。文字真是奇妙，某个词语、某个标点，改与不改，本是无所谓的，可我就是觉得改了才准确、才熨帖，否则便如鲠在喉，哪怕半夜想起，也要爬起来处理了才踏实。而过些天，可能又改回了原样。等到好多段落差不多能背诵了，发誓不再改了，我才眼睛一闭，交稿。可能很多作家都和我一样吧。

　　一部作品的诞生有机遇，也需要外力推动。创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和韩敬群老师反复沟通打磨框架，他给予我充分的宽容与鼓励，从不催稿。书稿完成交出后，他打来电话向我表示祝贺，我知道他说的是真心话，并非敷衍客套。来自资深编辑的肯定，让我对这部作品更有底气。

　　对于书名，我曾拟定另外一个偏向抒情、类似散文题目的备选，叫《蹄声里的中国》。但韩敬群老师认为，这个名字承载不起整部作品的厚重分量。最终，《四千里》这一书名被确定下来：一方面，它准确记录了“动物大军”跋涉四千里的客观史实；另一方面，在中文语境里，“四”自带厚重、有力的质感，比如一年四季、四平八稳、四海为家……相比其他数字，“四”更具穿透力，更有韧劲，与这部小说的整体气息相互呼应。这也是我对这个书名十分满意的原因。

　　通过《四千里》的写作，我以“动物大军”为眼，看到了历史中一个真正的中国和生活在这片国土上可歌可泣的人民。写作是一门遗憾的艺术——总会留下遗憾，可遗憾在哪儿，又并不明晰，只是朦朦胧胧地觉得，我本来是要写成某个样子的，却没能实现。对一个写作者而言，这种感觉真是令人丧气。但也有好处，就是督促我继续写下去，争取下一部写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