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话是城市名片

　　也是津派文化根脉

　　过去，谭汝为时常通过电视、广播系列节目和报纸专栏讲述天津的历史人文故事；如今，年过八旬的他走到手机屏幕前，在《天津日报》视频号里娓娓道来，继续传播自己研究、热爱了一辈子的津派文化与天津方言。

　　谭汝为祖籍广东新会，出生在天津。早年间，他的父母北上来天津谋生，落户于市中心一条名叫“耀华里”的胡同。那里聚居着来自天南海北的住户，长辈们各有乡音，孩子们在一起玩耍时却都不约而同地说起了地道的天津话。好像也没人教，自然而然就能脱口而出。这段年少经历，让谭汝为很早就感受到移民城市多元文化独特的语言魅力。

　　谭汝为常说，天津话就是这座城市的文化名片，是津派文化鲜活的根脉。一句乡音，便是天津人自带的身份印记，无论走多远，开口便能认出同乡。正如他在《乡音识烟火》中所言：“读懂天津话，不只是记住独特的口音，更要顺着方言去触摸城市历史，读懂天津卫的缘起、方言的流变与老地名承载的往事。”

　　几十年中，谭汝为的研究从未拘囿于象牙塔内，而是聚焦普通天津人关心的方言俗语、街巷地名、市井民俗，因此研究成果很容易拨动天津父老的心弦，唤起情感共鸣。

　　天津话独有的幽默感从何而来？天津的街巷地名中藏着哪些被遗忘的城市记忆？方言与地名承载的城市文脉，当下该如何守护与传承？带着这些问题，记者对话谭汝为，听他细说天津方音里的人情世故，解读地名深处沉淀的浓浓乡愁。

　　幽默只是外在

　　从容才是内核

　　天津方言使用频率最高的口语词是“嘛”。它不同于疑问代词“什么”“啥”和“咋”，带有鲜明的地方色彩。天津人口语中的“嘛”，能体现语义语境、感情色彩迥然不同的多种情态。同样是“嘛”，可以是不耐烦的“嘛呀”，可以是惊讶的“嘛玩意儿”，可以是亲热的“干嘛呢”，也可以是略带嘲讽的“这算嘛呀”。在谭汝为看来，司空见惯的“嘛”字背后，却蕴藏着天津方言的文化根脉。

　　谭汝为把天津话的特点概括为八个字：质朴、简洁、生动、幽默。想当年，天津是北方重要的漕运码头，河海交汇，舟楫往来，南来北往的客商在这里交易谋生，五湖四海的移民在这里扎根落脚，各地口音、多元风俗在这里碰撞交融，再加上相声、快板这类市井文艺长年的浸润，逐渐孕育出这座商埠都市豪爽通透、乐观豁达的性格。

　　很多人一提天津味儿，就会想到“哏儿”，觉得天津人爱开玩笑、喜欢调侃。谭汝为却说：“天津话中最活跃的要素的确是幽默。但幽默只是外在表现，内核则是这座移民商埠沉淀下来的市民气质：热情诚恳，乐于助人，具有宽阔的胸襟和难得的淡然和从容。”

　　天津人的幽默不是尖刻、耍贫，更多的是豁达、开朗，善于在逆境中自我化解。谭汝为举例说，风雪交加，天津人在上班路上突然滑倒，但从不怨天怨地，垂头丧气，一句“哈哈，来了个老头钻被窝儿”的自嘲，便化解了尴尬的窘态。这正是天津人幽默情怀的体现，从不跟自己个儿较劲，跌倒了爬起来，哈哈一笑接着往前走，这才是正道。

　　谭汝为说，天津人说话讲究干脆利索，能一个字说清，绝不拖成两个字。事情办糟了叫“砸啦”，交情过硬叫“铁啦”，分道扬镳叫“掰啦”，旗开得胜叫“盖啦”，事业兴旺叫“火啦”，计划泡汤叫“凉啦”，丢人现眼叫“栽啦”……天津话语气助词“啦”，其实是“了”和“啊”的合音，比单说“了”语气更重、感情色彩更浓。用“啦”字收尾，掷地有声，把天津人爽朗的性子展现得淋漓尽致。

　　所谓天津味儿，还体现在天津人说话不喜欢循规蹈矩，而乐于别出心裁。谭汝为分析说：“天津商业起步早，商贸往来频繁，交易不断，久而久之，口语表达就成了必不可少的谋生手段。像‘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到了天津人嘴里就变成了‘你走你的中山路，我钻我的耳朵眼儿’。中山路始建于1903年，初名大经路，建成时路宽30多米，是一条新式大马路；而耳朵眼儿胡同最窄处不到两米，是全市最窄的胡同。宽窄悬殊，亦庄亦谐，顺势现挂，彰显机敏和幽默。”

　　天津味儿，还藏在天津方言特有的“半截子话”里。天津人日常交际，在邻居或同事找自己借件小工具时，常说“拿你的”“用你的”——这话看似只说了一半，但背后却隐含着不言自明的潜台词：没说的，不成问题，小事一桩，不足挂齿。但外地朋友听后容易误会，以为对方是斤斤计较、舍不得借。谭汝为说：“其实，这种简洁明快的表达昭示出直率和大度，恰是天津方言妙处之所在。只有熟悉这种个性化的语境和语义，才能品出这份热络和豪爽。”

　　组团田野调查

　　为天津话寻根

　　老城区拆迁，再加上普通话普及，使得地道的老天津话迅速萎缩。“很多中青年人听得懂方言，口音也没问题，却搞不懂、说不出那些代代相传的老词儿。若再过二三十年，可能这些语言财富就会随老年人的离世而消散。”城市变迁造成方言流失，让谭汝为产生了一种亟须进行抢救性保护的紧迫感。

　　“天津话是个方言岛。”谭汝为解释，“天津旧城四周被静海话、武清话包围，唯独城里自成一体，语音、词汇跟周边不一样，就像大海里的一座孤岛。”这种特殊的语言现象，最初是由天津社会史学者李世瑜先生提出的。

　　20世纪80年代初，李世瑜前往安徽，对天津方言做初步的寻根调查。在南下的火车上，两个小伙子发生争执，你一句我一句，听口音像天津人，李世瑜便上去劝解：“都是天津人，河不亲水亲，出门在外，别伤了和气。”结果那俩人同时瞪眼：“谁说我们是天津人？我们是固镇的！”

　　一句话点醒梦中人。李世瑜改变行程，在固镇下车。没想到，在路边茶摊歇脚时的几句随口交流，他又被误认为是本地人。这段际遇，再加上调研考证，让李世瑜意识到：天津话的根源很可能就在皖北一带。

　　谭汝为与李世瑜结识于市规划局组织的一次地名研讨会上。李世瑜送给谭汝为一批资料，并嘱托他做好两件事：一是把天津母方言皖北方言区的四界范围调查清楚；二是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编写一部《天津方言词典》。

　　为完成前辈学者的嘱托，也为解开自己的疑惑，谭汝为向天津市政协文史委提出进行天津方言寻根调查的建议，获得全力支持。2010年和2011年，专家团队先后两次深入安徽北部十余座城市，进行了细致全面的田野调查。

　　“我们跑了宿州、蚌埠、固镇、凤阳、蒙城、灵璧等地，跟当地老人座谈、记音、做问卷调查，积累了大量的一手资料。”谭汝为说，调查的结果令人非常满意——固镇、宿州、蒙城一带的方言，跟天津话有着惊人的相似。“比如，固镇人把鲤鱼叫‘鲤鱼拐子’，天津人干脆就叫‘拐子’；两地都把油条叫‘馃子’；把红薯叫‘山芋’。还有‘腻歪’‘幺蛾子’‘起哄架秧子’‘垫巴垫巴’，这些固镇人脱口而出的话，天津人也经常挂在嘴边。安徽农村办红白事，要请专门操持的‘能人’，民间称‘大了’，也和天津一样，这些词绝不是偶然相似。”

　　经过反复论证，专家团队得出结论：天津方言的母方言来自皖北方言区，以固镇、宿州、蒙城三角区域为中心，其四界范围大致是：江苏省徐州市以南，安徽省淮南市以北，涡阳县以东，“五泗灵”（五河县、泗县、灵璧县）以西。谭汝为说：“这个地域范围，在明清两朝都属于凤阳府辖区。明初燕王扫北时，安徽宿州一带的大批军士带着家属来到天津一带，实行军事建制，形成相对牢固的‘语音社团’。具有低频调的皖北方言，逐渐就成了天津卫的通用语。”这一结论，为天津话找到了失落六百年的“娘家”，也印证了李世瑜当年的判断。

　　方言语音建档

　　留住原味乡音

　　2014年，谭汝为主编的《天津方言词典》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词典编纂历时四载，由谭汝为执笔，经多名学者反复修订，全书60万字，收录方言词语、俗谚、歇后语、民俗文化词语7500多条，其中有三成词条属于濒临失传的老派方言，很多词语只存活在老一辈人的口头。这部著作被学界称为“天津方言文化研究的里程碑”。

　　“编纂词典，最难啃的硬骨头是方言‘有音无字’。”谭汝为说。很多天津口语读音家喻户晓，书面写法却五花八门。比如形容梳妆打扮的“dáochi”，民间衍生出“刀尺”“倒扯”等十数种异形写法，编者经过多方比对斟酌，最终选定“捯饬”。形容人胡搅蛮缠、爱挑事端的“zhéli”，同样存在多种写法，几经研讨敲定用字“折理”，但也列举了“折烈”“褶裂”“遮理”等另外几种写法。

　　《天津方言词典》又推出了语音版，将天津方言词语和例句的语音准确地录制下来。读者在查阅书面词条的同时，用点读笔可以听到语音。这项工作留下了珍贵的“方言化石”。

　　同年，天津市档案馆启动天津方言语音建档工程，谭汝为担任专家组组长。该项工程招募方言发音人，要求年龄在50岁到75岁、生于天津、没在外地长期居住过、能说地道天津话。招募现场异常火爆，最后遴选出65名发音人。

　　录音录像的文本包括两大块：一是词条，从《天津方言词典》中精选典型词语700多条、俗谚和歇后语各200条；二是语料，将民国时期出版的《天津地理买卖杂字》及天津各片区的买卖杂字、市井吆喝叫卖，以天津方言为载体的天津快板、天津时调、歌谣、儿歌、民间传说、谚语、歇后语、劳动号子等，以及冯骥才、林希、肖克凡等创作的津派小说典型片段，分门别类进行录制。

　　专家组又精心设计了家庭成员、大杂院邻居、社交场合、商务活动、节庆民俗等不同场景，安排发音人按文本演绎原生态对话，鲜活地呈现出充满生活情趣的津派民俗文化。整个录制过程使谭汝为感慨良多，他说：“天津方言语音建档工程留存下来的，不只是原汁原味的乡音，更是百姓心底那份沉甸甸的乡情和乡愁。”

　　街区可以更新

　　地名仍应延续

　　谭汝为常说：“地名是城市凝固的自传。”在他看来，天津这座城市六百多年的历史，不仅写在方志里，也沉淀在区片、街巷的地名里。

　　早在20世纪80年代，谭汝为在专攻汉语修辞学时，就曾发表过关于“地名双关、地名妙用、地名探源”的多篇论文。在他看来，地名命名是修辞学里一个十分有趣的课题。但那时，他还没把地名文化作为专门的研究方向。直到2000年，离天津建城600年纪念日（2004年12月23日）越来越近，谭汝为在报纸上开设了“天津地名漫话”“天津卫老胡同”“天津地名考”等栏目，撰写了几百篇系列文章，把尘封已久的街巷掌故鲜活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他在文章中谈到，天津地名的显著特点是“水气重”。天津早期名称是直沽寨、海津镇和天津卫，不管地名怎样演变，“沽”“海”“津”三个字里都有“水”。海河水系包括大小河流300多条，天津老城内外遍布坑、塘、洼、淀，这种独特的地形地貌在地名中留下了深刻烙印——以“沽”为名的聚落有上百个，例如塘沽、大沽、汉沽、葛沽、西沽、大直沽等；以“港”“泊”“洼”“淀”“沟”“塘”“湾”“滩”等为地名的更是不胜枚举，如大港、双港、团泊洼、南淀、茶淀、陈家沟、唐家湾、柳滩等。而“台”“坨”“头”这类字形，其实也与水相关，芦台、八里台、王庆坨、西堤头，一个个地名背后，是天津地势低洼、人们只能择高台而居的漫长历史。

　　他还专门研究天津地名的方言读音。铃铛阁系天津卫三宗宝之一，这个“阁”字在老城里读“gǎo”，但出了老城里就念“gé”。一个地名读音，隐约勾勒出天津方言岛的边界。

　　在众多天津地名里，谭汝为最偏爱杨柳青。“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出自《诗经》，“杨柳青青江水平”是刘禹锡的诗句，“杨柳岸，晓风残月”是柳永的名句。在他看来，这个地名洋溢着盎然的诗意，色彩鲜明，画面感生动鲜活，是国内为数不多既与古镇实体吻合，又和古典文学呼应的珍贵地名。杨柳青古名叫“流口”，后称“柳口”，运河两岸杨柳成荫，才演化出这个雅致的地名。

　　天津街名的另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全国各省市的名字几乎都能在这里找到。1946年收回租界地，洋地名一律废除，代之以各省市地名，其中不少路名更镌刻了中华民族抗击侵略者的印记。谭汝为介绍说：“多伦，记录着抗日同盟军收复失地的激战；台儿庄，是正面战场大捷之地；独山，见证了阻击日军进犯大西南的战斗；芷江，是被称为中国凯旋门的芷江受降纪念坊的所在地。这一切都是烽火岁月留在城市中的历史见证。”

　　随着城市更新，很多老地名已不复存在。谭汝为统计过，天津老城里原有300多条胡同，改造后，胡同几乎踪迹皆无，为此他提出保护理念——继续使用老地名，以赓续津派文脉。“这一理念被不断具象化，比如天津轨道交通的直沽、大寺、白庙、咸水沽、李七庄、王兰庄、梨园头、东局子这些站名，都是在强化其所在位置的历史信息。”谭汝为说，这些老地名在现实城市中获得了新生，其独有的文化、历史得以延续，为我们的城市留存了更多的历史记忆和乡情乡愁。

　　（图片由谭汝为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