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0月24日，天津大学科学图书馆的报告厅内，随着红布缓缓揭开，“天津大学语言批评研究院”的牌匾正式亮相，两百余位来自全国文学界、评论界、出版界的专家学者共同见证了这一时刻。与此同时，由该研究院与《诗刊》社共建的“新时代诗歌研究中心”也宣布成立，为期数月的天津大学“文学季”就此拉开帷幕。

　　当“给我死”的嘶吼充斥短视频与网络小说，当AI（人工智能）生成的同质化文字淹没读者的感知，当媒体上关于“外卖员诗人”“放羊诗人”身份标签的讨论声浪盖过了对诗歌本身的关注，一场关于语言标准的讨论正在发生。在数字技术深刻重塑文学生态、AI写作全面进入创作场域、网络语言泥沙俱下的今天，一群专家学者选择回到文学最本源的起点——语言，以此作为回应时代挑战、重建批评标准、捍卫文学尊严的突破口。正如中国作协副主席、天津大学卓越教授张炜在成立仪式上所言：“语言的品质决定了生活的品质，事实上，拥有怎样的语言，就拥有怎样的生活。”

　　我们时代的语言症候

　　“虚假的语言一定对应着虚假的生活，污浊的语言一定对应着污浊的生活。一个时代的文明程度，一定体现在语言上。”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天津大学卓越教授张炜的这句话直指当下语言生态的病灶。

　　只要稍加留意就会发现，我们正身处一个语言急速贫瘠化的时代。打开短视频平台，无论玄幻、都市还是仙侠题材，主角生死决战的最后一刻，永远是一句面目狰狞的“给我死”；翻遍各大文学网站，千篇一律的“爽文模板”里，人物嘶吼的永远是那几句干瘪的台词；社交媒体上，“不烧心”“又能怎”等网络热梗一次次蔓延，从成年人的社交对话渗透到小学生的日常表达。

　　更令人担忧的是粗鄙化语言的泛滥。曾几何时，公共表达中的脏话、粗口被视为不雅，如今却在网络空间大行其道，甚至成为一些“网红”的个性标签。那些带着“马赛克符号”的污言秽语，不仅没有被抵制，反而被追捧为“真性情”“接地气”。张炜对此一针见血：“当大家都在说粗话，连文明人也在说粗话的时候，这个社会肯定是野蛮的；当大家都文质彬彬的时候，社会才是文明的。语言是文明最直接的象征和体现。”

　　山东烟台市作家协会主席瓦当说：“今天我们面对数字时代的语言危机，民族语言正在经历一个沙化的过程，这个时候更需要我们介入语言的分辨，用诚实的劳动、不可回避的责任和激情回应时代，书写伟大的中国故事。”

　　今天，算法主导的流量时代，传播广度取代了语言品质，成为很多人判断“好语言”的隐形标准。那些需要沉下心来品味的、有内容深度的语言表达，却因为“不够有爆点”被淹没在信息洪流中。张炜对此有着清晰的思考：“商业主义的欲求和数字能量的结合，会在某种程度上干扰语言艺术的判断，洇渗式、世俗化的影响，也比我们想象中的更为强大，它让人在不知不觉中丢弃常识，不知道什么是好的语言、什么是坏的语言。”

　　这种语言的贫瘠，在AI技术加入创作场域后变得更加严峻。《诗刊》社融媒体中心副主任丁鹏在“周末对话”环节分享了一个令人忧心的现象：如今在审阅征文来稿时，大量借助AI生成或润色的作品呈现出高度同质化的特征。“比如写长城，很多作者根本没来过长城，但他们写出来的句子几乎一模一样，例如‘古老的石基下面，风从石缝中吹来’，只是个别字词有细微差别。”AI就像一个高效的语言搅拌机，把互联网上已有的文字素材打碎重组，生产出大量语法正确、修辞工整却毫无生命温度的文字。

　　复旦大学教授张新颖用“百姓日用而不知”来形容人们对语言的麻木：“人一生下来，语言就陪伴着整个生命过程，可越是对人重要、基本的东西，人反而越看不见、感知不到。就像空气不好的时候你才意识到要呼吸，胃疼的时候你才感受到胃的存在。但是，以语言为职业的写作者和批评家，如果对语言没有感知，那是不正常的。”他进一步指出，现代汉语从诞生至今不过百余年历史，正处在语言成长的关键时期。“语言将来会成长成什么样，能拥有多久的生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在成长过程中遇到了什么，我们这代人怎样去克服这些问题。”在他看来，当代文学和文学批评对现代汉语的成长负有第一责任，而语言批评的展开，正是要从感受语言遇到的痛苦开始，重建文学的语言自觉。这不仅是对文学负责，更是对中国现代文明的成长负责。

　　文字魅力不应被标签遮蔽

　　新大众文艺时代的到来，让写作不再是专业作家的专利。外卖员、放羊人、家政工……越来越多普通劳动者拿起笔，书写自己的生活与生命体验，这本身是文学发展的幸事。然而，当“外卖员诗人”“放羊诗人”“家政作家”成为最醒目的传播标签，人们关注的焦点往往从作品本身滑向了写作者的身份，这一现象值得警惕。

　　2020年开始，外卖员王计兵的诗歌在《诗刊》发表。2022年7月，王计兵的作品《赶时间的人》被诗人陈朝华分享到微博，引来2000多万网友关注，王计兵也因此走红网络。丁鹏回忆，编辑部没有只选他写外卖员生活的诗，而是选了一首他跳出“外卖员舒适区”的诗。诗里写他年少时离家，看见父亲蹲在麦田里摸麦穗，他喊了一声“爸我走了”，父亲只含糊应了一声；多年后父亲去世，当年的麦地变成了银杏林，父亲的坟就在那里，他跪在坟前抚摸荒草，就像在模仿父亲抚摸麦穗的样子。那一刻，他终于理解了当年父亲蹲在地里抚摸麦穗，是因为不好意思说出临别时的不舍，只能用这个动作掩饰自己的真情。

　　“这首诗打动我的，不是因为他是外卖员，而是因为诗歌里那种两代人之间沉默的情感，那种跨越生死的理解，是真实的、动人的。”丁鹏说。同样，被称为“放羊诗人”的李松山，因患病致残导致行动不便、说话不利索，却写出了“阳光在麦苗上驱赶露珠”这样充满生命力的句子。这些句子的价值，不在于它们出自一个放羊人之手，而在于它们本身就是好诗，有对生活独特的观察，有对生命真切的感知。

　　然而现实中，很多人对素人写作者的关注，恰恰本末倒置了。比起他们写了什么、写得怎么样，人们更感兴趣的是“外卖员竟然会写诗”“放羊人也能当诗人”这样的猎奇叙事。

　　瓦当讲起自己有位朋友是油田工人，被称为“石油诗人”，一辈子只写石油相关的诗。“我跟他说，只有诗人，没有什么‘石油诗人’，也没有什么‘农民诗人’‘外卖员诗人’。这些都是社会化的标签，归根到底诗心最重要，语言最重要。”当身份标签盖过了文学本身，读者还没翻开作品，就已经被预设的同情、猎奇或感动所裹挟，反而看不见文字真正的价值。更有甚者，为了迎合这种标签期待，一些素人写作者开始重复书写自己的身份苦难，不断强化“底层”“悲情”的叙事，反而丢失了更广阔的写作可能性。

　　丁鹏指出，新大众文艺最宝贵的价值，在于它让普通人能够以第一人称发声，不再需要知识分子为其代言。就像古代女性的生存处境只能由男性文人书写，男性文人总是站在男性的视角，要么做道德评判，要么做审美观赏，写出来的永远不是女性真实的生命体验。而今天的“范雨素们”写自己做家政的生活，“王计兵们”写自己送外卖的日常，他们写的是赤裸裸的真实，是没有被文学化、审美化过滤的生存本相。但这绝不意味着，只要是素人写的、只要写的是真实苦难，就天然是好作品。

　　“文学永远是金字塔结构，虽然有庞大的群众基础，但塔尖一定是有标杆作用的少数。”在《诗刊》主编李少君看来，现在中国的外卖员、快递员群体非常庞大，出现王计兵这样的诗人是必然的，“没有王计兵，也会有李计兵、张计兵、刘计兵”。但必须承认的是，大多数素人写作者的作品仍然是泥沙俱下的，真正能抵达文学高度、进入经典序列的只是极少数。如果我们丢掉了语言的标准、审美的标准，仅仅因为写作者的身份特殊就给予无底线的吹捧，这不仅不是对素人写作者的尊重，反而是对文学的伤害。

　　作为天津大学“文学季·周末对话”第一期的主持人，天津大学教授马知遥直言：“大众写作如潮水一般涌来，但为什么真正能撼动人心的作品那么少？因为它们缺少独特的生命感受，缺少用语言作为载体的美的表现形式。如果把最基本的评判标准丢了，只看到写作者的身份，只看到他的命运，只看到他作为‘网红’发出的呼喊，那还不是文学。离开诗意的语言，所有的表达都会与文学远离。”

　　好作品应是信息密度的胜利

　　数字时代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内容消费的短平快化。很多人认为，在快节奏的当代生活中，人们没有耐心读长篇作品，文学创作必须向短视频靠拢，越短越好、节奏越快越好。

　　张炜却不这么认为：“真正能留得下的好艺术，靠的从来不是长度，而是密度——思想的密度、情感的密度、语言的密度。稀薄的东西是存不住的，经受不住时间检验。而真正好的艺术，人们是不会嫌长的，反而害怕读完、害怕看完。为什么我们匆忙制作那么多短平快的东西？恰恰是因为力量不够、品质不够，还没等露怯、还没等显得苍白、还没等让人不耐烦，就已经结束了。”

　　在张炜看来，语言从来不是文学的一个“分项”，不是和思想、人物、情节并列的东西，而是文学的全部。“字和词汇是故事最小的单位，离开语言没法谈情节、人物、意境和思想。语言既是工具和形式，又是建筑材料，是门，是全部。说‘这部作品写得很好，就是语言不好’，怎么可能？就像搭一座楼，语言是每一块砖，砖都是坏的泥块，楼怎么可能坚固美观？就像一个人，说他很健康，但身上所有细胞都是病变的，这可能吗？”

　　这个比喻道破了语言批评的核心逻辑：所有文学的问题，归根结底都是语言的问题。对于好语言的标准，张炜提出：好的语言永远在“可表述”与“不可表述”的边界上运动。生活中总有一些微妙的、说不清道不明的感受和体验，是现成的语言无法表达的；坏的语言是平面化、浅薄化的，它从不触碰这条边界，只会用现成的套话、空话，重复人人都会说的东西；而好的语言，就是在这条边界上探索、运动，用比喻、用节奏、用词语的组合，把那些原本无法言说的东西一点点呈现出来。语言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突破边界，不断拓展人类感知和表达的疆域。

　　在潮流之上俯视潮流

　　“语言是文明最深层的密码，是文化最凝练的结晶。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尤其中国文学更是对文字、对语言有一份特殊的敬畏和追求。”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张宏森在天津大学语言批评研究院成立致辞中指出，从孔子的“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到刘勰的“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从黄遵宪的“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到汪曾祺的“写小说就是写语言”，中国文学有着源远流长的语言批评传统。一代代中国文人、作家在语言问题上孜孜以求，“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正是因为这种语言的自觉、创作的渴求，我们才拥有了浩瀚如星、文采斐然、意蕴风尚的传世经典。

　　“一部中国文学史本质上就是中华民族语言不断积淀、发展、创新的演进史，也构成了极为深厚的语言批评传统。天津大学语言批评研究院的成立，正是对这一传统的自觉承接和当代的激活，它意味着我们要在文学研究的起点处，从语言本身重新理解中国文学何以如此，中国美学精神何以如此。”张宏森表示。

　　在著名诗人欧阳江河看来，张炜提出的语言批评，最核心的一个概念是“兼容”——文学语言要和自然语言、日常生活语言、理想的内心语言、精神性的文化语言兼容，在一个越来越不兼容、越来越混乱、越来越急速的语言时代，通过文学语言对日常语言、新闻语言的“蒸馏”与“升华”，重新理解中国、理解世界、理解我们自己。它不仅关乎学术研究，更关乎教育，关乎人才培养，关乎我们每个人如何在这个语言混乱的时代安身立命。

　　面对泥沙俱下的语言潮流，张炜的态度既不保守也不盲从：“人不要在潮流之中，那样会被淹没；也不要离潮流远远地旁观，或者站在潮流边上指指点点；而是要站在潮流之上俯视它。”对待网络热梗、AI写作、新的语言现象，既不能简单否定，也不能全盘接受。一方面，语言系统永远是敞开的，要面对社会、面对生活，生活中出现的新的语言现象，总体上在丰富我们的语言，会引发语言使用者的思考，推动语言的演变发展；但另一方面，绝不能把流量、传播度当成判断好语言的标准，绝不能把低层次的、没有品质的语言当成文学语言的方向。

　　在AI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重新强调语言的标准，更有着特殊的意义。李少君提出，AI的出现让我们不得不回到所有文明问题、文化问题、文学问题最根本的开端去讨论。“AI也会写字，也会生成作品，但它的文字和人类的语言有什么区别？因为AI没有主体意识，没有真实的生命体验，它写出来的东西最缺乏的就是‘真’。”

　　丁鹏也认为：“新大众文艺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当诗歌不再局限于学院派的修辞游戏，那些粗粝的、泥沙俱下的、带着真实生命温度的作品，反而能给当代文学注入生机。越是在AI可以批量生产同质化文字的时代，有个性、有温度、有创造力的语言，才越显出其珍贵。”

　　语言是文学的血脉，也经由文学而丰盈。当我们回到语言本身，用审美的标准、艺术的标准、学理的标准去分辨好的语言和坏的语言，去呵护那些有生命力、有创造力、有信息密度的表达，我们的文学才能真正在数字时代站稳脚跟，我们的语言才能保持健康与活力，我们的文明才能在语言边界的不断开拓中，抵达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