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律·长征》气势磅礴、雄浑壮阔。其中，“金沙水拍云崖暖”一句，精准指向了一场红军长征中的经典战役——巧渡金沙江。经此一役，中央红军主力部队成功渡过天险金沙江，把数十万国民党“追剿”大军甩在身后，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的计划，从而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重大胜利。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次战役中，在前线将士奋勇冲锋、勇破天险的背后，负责提供情报支持的侦察队伍亦是功不可没。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情报工作。长征路上，“龙潭三杰”之一的胡底曾因情报工作经验丰富，担任侦察科科长一职，搜集信息、研判敌情，为指挥决策提供依据。
胡底，安徽舒城人，原名胡百昌，又名胡北风。青年时期，他受到马列主义的熏陶，从而萌生救国救民的愿望。1925年，胡底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从事革命活动。长征路上，他所负责的侦察科主要任务有三项：一是调查前进驻地及其附近敌情，包括人员、编制、装备等；二是绘制驻地周围路线图，包括山、水、桥梁、船只、道路情况和距离等，并寻找向导；三是进行社会调查，包括沿途的村庄、人口、房屋、粮食、商店、社团等。
胡底对待工作严谨细致、尽职尽责。每到一地，他都尽最大努力搜寻各种情报资料，及时分析整理，送交总部，供研究敌情参考。每接受一项重要侦察任务，他都缜密思考，精心安排，并再三嘱咐侦察员一定要有几手准备，以防万一。他待人谦和、虚心务实，尊重同事、下级及政工人员的意见，布置任务时多以沟通商量的方式推进，团队氛围融洽、干劲十足。
原侦察科技术书记刘琦、指导员雷应声（后改名雷钦）均在回忆文章中提到过侦察队伍的亮眼战绩。其中，他们对巧渡金沙江中的侦察工作印象尤为深刻。雷钦撰写的《永远忘不了那座藏民小楼——忆长征途中遇害的胡底》一文提及，中央纵队挺进到昆明附近后，胡底立即派遣侦察员四处展开侦察活动。一次，侦察员潜入昆明近郊敌占区内，阻获了一辆汽车，不仅从车上人员口供中了解到昆明附近的敌情动态，掌握了金沙江江岸渡口的情况，还缴获了急需的军用地图和一部分重要的药品。胡底立刻将上述人员、资料和物资一并送交周恩来，为总部决策提供了重要根据。
刘琦在《我所了解的情报战线三杰之一胡底》一文中还提到了侦察队为巧渡金沙江寻找船只的往事。据他回忆，在刘伯承总参谋长布置迅速寻找船只过江事宜后，胡底派张明远和刘琦分别带侦察队前往完成任务。张明远率领4名侦察员，化装成国民党中央军，先是通过沟通控制了南岸渡口仅有的两艘船和14名艄公，之后又乘船过江，一枪未放解除了江北岸税警武装，夺得了江北渡口的两艘船。
胡底临危不乱、沉稳豁达，身担重任仍能冷静研判、灵活应变。这份过硬的心理素质与专业能力，与他长期在白区开展秘密情报工作的传奇经历是分不开的。天津，便是他早年坚守隐蔽战线的重要阵地。
1930年11月，胡底奉命来到天津，创办长城通讯社并任社长。明面上，长城通讯社是国民党情报机关在北方的分支机构，归南京长江通讯社管辖。事实上，它却是中共的秘密情报站。筹备伊始，它设在法租界，后迁移到日租界秋山街5号的一幢4层楼内。胡底本人居住在4楼。据钱壮飞妻弟、时任长城通讯社编辑的张家昽回忆，当时在天津获得国民党当局的重要情报，胡底都以长城通讯社的名义，用密码电报拍发到钱壮飞处，再转送中共中央。
在天津期间，胡底的工作卓有成效。他和战友钱壮飞、李克农纵横于敌方龙潭虎穴之中，为党的革命工作提供了大量及时的情报，包括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几次“围剿”作战计划，对红军的反“围剿”斗争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周恩来对他们三人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赞他们是“我党初期情报工作战线上的三杰”。
1931年4月，一场突如其来的危机打乱了胡底的潜伏工作。化名“黎明”的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他向国民党特务机关提供了关于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绝密情报，使党组织面临前所未有的危险。几天后，胡底在天津接连收到李克农和钱壮飞拍来的两份暗语电报，其中一份内容为“克潮病笃”，另一份则为“潮病重速归”。按照他们先前的约定，“克”是李克农的自称，“潮”则是钱壮飞当年做医生时的化名，“病笃”“病重”则预示情况危急，需要迅速转移。
胡底当机立断，撤离天津。后根据中央的安排，前往中央革命根据地。在这里，他主要从事文化教育工作和政治保卫工作。1934年10月，胡底随中央红军，离开江西根据地，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像胡底这样曾在天津淬炼本领、积蓄力量，而后奔赴长征路的革命前辈还有很多。我们前文提到的侦察科技术书记刘琦，1912年7月出生于天津，幼时因家贫而离乡，新中国成立后，他曾担任天津市交通运输局局长；大渡河战役指挥员之一的聂荣臻将军亦曾在天津、唐山一带从事白区工作；更不用说周恩来、邓颖超，他们曾在天津求学、生活，毫不夸张地说，天津是他们革命生涯的起点。这片红色沃土，虽未亲历长征的硝烟战火，却见证了一代代革命者的初心坚守，承载了隐蔽战线的无声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