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金元以来，天津便成为河海漕运要地，后来更以“河海之冲”和“畿辅门户”著称，河海通津优越的地理位置，繁荣的商贸，众多的人口，为曲艺提供了广阔的市场，使天津成为“曲艺之乡”。作为闻名全国的“曲艺之乡”，天津许多曲种并非津门自产，而是来自外地。

　　清代，在天津传唱的时调小曲很大一部分是沿运河北上的南曲。荡调源自江南水乡，是游船上娱乐游客的小调，清初经漕运等途径北上，传入天津。荡调一般由女艺人演唱，是载歌载舞的群唱曲种。至嘉庆、道光年间，荡调发展成档子班，也名小班，在市井中流行。由南方沿运河北上传入天津的曲种还有十番清音，由于早期天津移民以南方人居多，这些南音深受他们的喜爱。

　　马头调也称码头调，是大运河通航时艺人在客、货船中演唱的一种小曲，内容以情歌为主，流入天津时已作为一个曲种演唱，它的曲调作为音乐素材被诸多曲种吸收化用。清中叶以后在天津流行的民歌小调的曲调，有土生土长的鸳鸯调、靠山调、大数子，由外地流入但已天津化了的民歌小曲如淮调、拉哈调、鲜花调、悲秋、怯五更等，习惯上统称时调。早期时调流行在下层民众中，带有很强的自娱性，后来陆续出现擅长时调的票友，于是在侯家后、西城根一带形成了具有影响力的票房，经常开展露天的演出活动。至光绪年间，以靠山调、鸳鸯调为主的时调在天津民间传唱已非常普遍，出现了“家弦户诵，著称一时，且多将当日事实谱曲”的盛况。

　　乾隆六十年（1795），由北京集贤堂刊印的《霓裳续谱》收集了流行于京津一带的时调小曲共622支。晚清时期，天津出现了更多的曲艺形式，《皇会论》《津门小令》《津门百咏》《津门竹枝词》等历史文献中记载的曲种有莲花落、什不闲、九连环、十番清音、大鼓书、数来宝、弦子书、马头调、打夯歌、子弟书、相声等。

　　河海交汇使得天津成为漕运枢纽，商贾云集，码头经济不仅带来了沿运河北上的南音，河海文化更深深地影响了天津开放、包容的城市性格。除了南音，许多北方曲种也在天津扎根，并逐渐“津化”，独具特色。清中期以后，天津居民中，河北、山西、山东、河南等地的人口比例越来越大，北方的各种曲艺越来越受欢迎。清晚期，传入天津的几乎都是北方的曲种。什不闲也叫十不闲，艺人的乐器架上有铙、钹、鼓等十几种乐器，一人坐唱，一边唱一边击打乐器，两手齐忙，故得此名，所唱多为各种民歌、小调、戏曲和莲花落。弦子书即鼓词，明清之际由元明词话发展演变而来，是一种流行于城乡的说书伎艺。《清稗类钞》中描述：“唱鼓词者，小鼓一具，配以三弦。二人唱书，谓之鼓儿词。亦有仅一人者，京津有之。大家妇女无事，辄召之使唱，以遣岑寂。”当时天津的茶馆里随处可见瞽目艺人弹奏三弦说唱“唐书”。

　　子弟书于道光、咸丰年间传入天津，《津门竹枝词》记述了南城调创始人郭栋的弟子、天津艺人宋玉堂和串宅门说书的瞽目艺人在津演唱南城调子弟书的情况。光绪初年“津子弟书”出现，并且一般市民都能吟唱，后来“津子弟书”改称“卫子弟书”，演唱者和爱好者以文人居多。

　　天津开埠以后，“五方杂聚”，20世纪初到辛亥革命前夕，天津的近代工业有了较大发展，人口激增，越来越多的曲艺形式流入天津。此时，评书艺人增多，他们起初撂地儿演出，后来进入茶馆、杂耍馆说书。

　　河海文化带来经济的繁荣，也直接促进了市民阶层的崛起，随着他们日益增长的文娱消费意识，天津的明地越来越多，清末，除西城根、北开外，还有赵家窑、三角地、城南洼等明地日渐兴旺。此外，具有市民消费特点的演出场所是书馆、杂耍馆和落子馆。书馆即传统茶馆，喝茶兼听书。杂耍馆即杂耍园子，《津门杂记》中记载：“津门茶肆，每于岁底新正添设杂耍，招徕生意，其名有弦子书、京子弟书、八角鼓、相声、时新小曲等类。”著名弦师霍连仲回忆，他13岁到天津卖艺，其时杂耍馆宝和轩已有十场节目同台：耿东来的评书《鬼狐传》，刘增元的怯大鼓，孙宝太、阎立堂的戏法，阎德山的单口相声，李万兴的巧变丝弦，罗双全、张宝清的戏法，霍明亮、胡十、宋五的怯大鼓，陈青山（人人乐）的暗相声，显示出集“说唱变练”于一体的杂耍特点。清末，天津的书馆和杂耍馆已有数十家之多，最出名的是“十大轩”。落子馆即坤书馆，主要串演俗曲。

　　清末，相声已成为天津杂耍中的重要曲种。北京艺人玉二福于光绪初年来天津说单口相声，之后，阎德山与人人乐、面茶周与其子周德山等也相继来津。李德钖（万人迷）和张德泉（张麻子）由保定来津，先在三角地、北开、三不管等处撂地儿，后进入宝和轩、义顺等杂耍馆演出，是当时在天津影响最大的相声艺人。

　　由河北、山东传入天津的还有各种大鼓书。如木板大鼓、梨花大鼓、北板大鼓、西河大鼓、平谷调、乐亭大鼓等。为适应城市市民的欣赏口味，一些原本生长在乡村以讲史演义为主要内容的长篇大书逐渐向短篇发展。木板大鼓的观众多为车夫、船夫、店员、码头工人等，相对于长篇大书，他们更喜欢小段和开场的书帽。当时较著名的艺人有胡十、宋五、霍明亮，他们致力于短篇的表演。由于木板大鼓多用河北方言演唱，天津人认为是“怯音”，也叫“怯大鼓”。来自不同地区的各种大鼓汇集津门，相互影响，使天津成为北方大鼓的荟萃之地。

　　天津曲艺自清代起就在全国独树一帜，其发展轨迹与河海文化紧密相连，河海交汇不仅塑造了天津独特的城市性格，也带来了曲艺的繁盛，码头城市开放、包容的特性为曲艺的欣欣向荣提供了充足的养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