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章融书法、绘画、雕刻于一体，是一种独特的造型艺术。古往今来，文人用印、名章之外，还惯用闲章，多审其布局虚实用于书画作品引首或押角，每每可平添特别的艺术效果。
闲章始于秦汉时期的吉语印，既非官印，象征权力；又非平民钤印，证明身份。因无契约味道，故印文或撷取诗文，或用俗语，表心迹，抒志趣，丰富多彩，颇具意趣。
明代张萱曾言：“闲有二，有心闲，有身闲。辞轩冕之荣，据林泉之安，此身闲也；脱略势利，超然物表，此心闲也。”可见闲章之“闲”，乃是内心的超脱与淡泊，展露了文人独特的心境和情怀。
不同人所刻的不同闲章，其印语有的宛若隔空进行的心灵对话。
扬州八怪里的郑板桥，一生鄙弃权贵，后遭诬陷而罢官，有“私心有所不尽鄙陋”“七品官耳”等闲章，寄寓洁身自好、不与贪官污吏同流合污的品格。吴昌硕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冬，连刻三方“一月安东令”印，与郑板桥“七品官耳”有异曲同工之妙。既记叙了自己的一段仕宦生涯，也表明了视富贵如浮云的心志。
郑板桥有“青藤门下牛马走”闲章，表明愿拜倒在徐渭（号青藤老人）门下为仆，虚心求艺。齐白石有方闲章“我欲九原为走狗”，取自其自题诗“青藤雪个远凡胎，老缶衰年别有才。我欲九原为走狗，三家门下转轮来”，雪个、老缶分别是朱耷（八大山人）、吴昌硕的别号，“三家门下转轮来”，体现出了他博采众长的好学精神。
朱耷因说话有点口吃，便刻了方“个相如吃”的闲章，透露出一种机智与自嘲。近代画家吴湖帆因一鼻孔常感窒塞，便风趣地镌刻闲章“一窍不通”，显示其豁达与幽默的性格。
齐白石有闲章“老夫也在皮毛类”，其弟子李可染便有闲章“白发学童”，都以幽默的方式展现了艺术家的自省与豁达。
“西泠八家”之一的黄易刻有“画梅乞米”印，“清末三大画家”之一的赵之谦刻有“为五斗米折腰”章，看似二者在自嘲，却充分表达了他们对艺术的无限热爱和执着追求。
清代篆刻家吴让之刻有“人因见懒误称高”闲章，但闲章不闲，仅有七言却透露出了一种淡泊名利、自嘲自谦的人生态度。齐白石在晚年，屡遭众多伪作困扰，便刻有一印“吾画遍天下伪造居多”，这不仅是对伪作现象的无奈之举和无声抗议，更展现了自己对艺术追求的坚守与自信。
明代徐渭有方“田水月”闲章，当代汪曾祺有“岭上多白云”一印，均于古朴之中见性情，浑厚之中显志趣，苍凉与幽远交织，令人回味无穷。
明代中期茶陵诗派代表人物李东阳有印“七十一峰深处”，以概数手法营造出“千岩万壑”般的心理空间，与宋代郭熙的山水理想相得益彰，为文人构筑了一处心灵的居所。晚于其后的明代篆刻家魏植刻印“三十六峰长周旋”，以“周旋”二字赋予静态的山岳以动态的交互性，隐喻了文人那种“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生命态度。
清代篆刻家邓石如曾刻有“家住灵岩册下香山溪边”章，而近代篆刻家赵时棡则有“祖籍隶慎国今居六代都”印，以此记录自己的身世与迁徙。
近代书画家高邕有一印，“高聋公留真迹与人间垂千古”,为吴昌硕所刻，赫然钤于书画之上。与之相佐证，同为近代书画家，符铸评其书法：“有一种孤介之致，流露楮墨，方之人品，盖忿俗嫉邪之流也。”现代书法家王蘧常曾有一印，“王蘧常后右军一千六百五十二年生”。也是实在够大胆的，自与书圣并列。其实他并非浪得虚名，其书法作品在日本享誉极高，日本书坛曾有“古有王羲之，今有王蘧常”的评价。
清初宫廷画家杨晋有一方闲章“碧落无云称鹤心”，印语出自唐代许浑《寄殷尧藩先辈》诗：“青山有雪谙松性，碧落无云称鹤心。”意象凝练，一派高远澄明。青山覆雪，映照出青松坚韧耐寒的本性；碧空如洗，映衬出仙鹤清逸高远的襟怀。通过借物造境，将人的品格与精神寄托于天地万象之中。在中华文化的审美传统里，禽鸟常被赋予人格象征，“称鹤心”正体现了古人观物察理的智慧。晚清篆刻家黄士陵刻有“人生识字忧患始”闲章，印语出自苏轼《石苍舒醉墨堂》诗：“人生识字忧患始，姓名粗记可以休。”识字之后，人心初开，对人世变故深有感触而生莫名的忧愁和烦恼。不识字，则不明事理，则无忧，一切与己无关，不多操心其他，透露出丝丝无奈。
闲章还常用于标记特定年份或生肖，因而便有了纪念意义。清代篆刻家赵之琛刻有“丁亥生”配肖形猪印，现代著名画家谢稚柳有“龙年七十九”印。
有的闲章透露出作者某种人生或艺术追求。明末清初书画家程邃刻有“守拙”一印，现代画家诸乐三有一印则是“破常规”，都表明了自己的艺术观点。
还有的闲章，述说着对人生的体验。邓石如有方“有好都能累此生”闲章，人生何尝不是如此，只要是发自内心的热爱，都不惜穷尽心力去做好。黄士陵则有“好学为福”一印，语出《太平御览·叙学》：“好学为福也，犹飞鸟之有羽翼也。”有说这里的“福”同“副”，意为辅助。其意为好学使人有所依凭，如飞鸟有了翅膀。很多时候，这也是人们前行的动力和依靠。
我们通过对这些闲章内容的解读，不仅能够很好地理解文人的心境、智慧与情感，还能够体会到其精神追求上的所悟所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