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田心里最惦记的，就是即将在天津揭牌的“袁阔成艺术研究院”。“成立这个研究院，不仅是为了传承父亲的遗志，更是想给评书艺术找个扎根儿的地方。”她快人快语，笑声爽朗，眉眼间依稀能看出她父亲袁阔成的影子。那些关于父亲的艺术坚守与生活趣事，也随着她的讲述，缓缓铺陈开来。

　　台上说古今

　　台下立规矩

　　“我父亲14岁登台，17岁‘挑帘红’。据说从那时起，观众就已经抢着听他说书了。”在袁田的记忆里，父亲的艺术人生是从北京月坛一家茶馆开始的。她上小学时曾偷偷跑去瞧过：茶馆窗户上挂着绸缎窗帘，盖碗茶飘香，百余个座位排得满满当当。最奇的是，茶馆外宽阔的窗台上也挤满了端着茶碗听书的人。“茶馆不收门票，只收茶钱。买了茶，才能听书，都算‘书座儿’。室内很快坐满，来晚的观众趴在窗口外面看表演，为了不被老板撵走，就自觉地买茶喝。”袁阔成是那家茶馆的台柱子，醒木一拍，满堂的茶水热气都会跟着一顿。

　　1956年秋天，营口红星茶社的杨掌柜到北京寻找说书先生，转了几家茶社，锁定袁阔成。“听我母亲讲，那位杨掌柜天天去茶馆听我父亲说书，连着听了一个月，张罗着要请吃饭。我父亲几次三番推脱不开，一问才知，他想请我父亲去东北。”袁田说。

　　袁阔成原本没有去东北的想法，但被杨老板感动，松口答应。海报贴在营口红星茶社门前，“袁阔成”三个字引来人们的好奇。头天晚上，上座率并不高，茶社的板凳只坐满了三分之一。袁阔成不慌不忙拍响醒木，说了一段《十二金钱镖》。书中人物鲜活，故事抓人，最后的扣子也留得十分精巧。

　　他在营口一炮打响，稳稳地立住了脚。后来营口市曲艺团成立，袁阔成加入并担任团长，举家北迁。冰天雪地的关外，成了他艺术的第二故乡。

　　20世纪60年代初，袁阔成表演的短篇评书《肖飞买药》红遍全国。袁田记得有一年冬天，一个初中生模样的女孩，穿着薄薄的小棉袄找到团里，想跟袁老师学说这段书。袁阔成见她冻得脸色青紫，对袁田说：“你拿钱带她去百货公司，买件厚棉大衣。”

　　女孩在袁家住下，几周后学会了《肖飞买药》。临走时，袁阔成给她拿了路费。“后来，这个女孩在哈尔滨当了讲解员。”袁田回忆说，“过去曲艺行当收徒弟讲究摆知，但我父亲没有这些讲究。他的口盟弟子遍天下，一些曲艺爱好者上门求教，他也不吝指点。”

　　袁阔成待人随和、热忱。街坊邻居自不必说，就连负责片区清扫的环卫工，他都熟络得像自家人。每当看到师傅们顶着烈日或寒风低头干活儿，他总会大声打招呼：“进屋歇会儿，喝口水再忙！”袁田记得上小学时，父亲骑自行车去学校接她，车后座永远坐着别人家的孩子，她自己则跟在后头一路小跑。

　　可对于教育自家孩子这件事，袁阔成却非常严苛。袁田小时候很淘气，有一回爬房顶踩坏了邻居家的瓦片，假装什么事都没发生。没想到，邻居上门告状。袁阔成又是道歉又是赔偿损失，到晚上，让几个子女在墙根儿站成一排，揪出袁田这个“罪魁祸首”，狠狠训斥了一顿。

　　长大以后，袁田若是在艺术上敷衍、在生活中犯错，父亲依旧会让她靠墙站着反省。这站桩般的惩罚，成了她一辈子最难忘的记忆。但有一次，她不小心摔碎了父亲珍藏的青花瓷瓶，父亲却只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下回注意”。“他最不能容忍品行上的错，撒谎、偷懒、敷衍了事，都万万不行；但对于无心之失，他却说，物件碎了能修补，人心伤了难复原。”袁田说，这就是父亲做事的标尺，从来不曾改变过。

　　以心血立书

　　以匠心传艺

　　提到袁阔成，绕不开他那部于20世纪80年代初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制的365回《三国演义》。

　　评书行业里有“三碗酱”的说法，指的是《杨家将》《薛家将》《呼家将》。它们都是英雄传奇结合民间传说，情节跌宕起伏，观众基础扎实，早年间是很多说书人的安身立命之本。可《三国演义》不同，这是一部家喻户晓的才子书，包含海量史实典故以及原文，人物脉络纵横交错，对说书人极具挑战性。

　　为啃下这块“硬骨头”，在录制前期，袁阔成带队踏上采风之旅。湖北赤壁古战场、四川诸葛亮点将台、河南官渡古战场、重庆白帝城……各处历史遗存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录制过程困难重重，最关键的是，要对书稿进行反复推敲。比如“七擒孟获”这一段，原著描写得比较简略，要撑起时长，全靠细节增补。袁阔成到图书馆翻查南方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兵器样式，逐字逐句打磨对话与场景，非要做到人物鲜活、情节勾人才肯罢休。

　　那年夏天，北京的天气热得像蒸笼。袁阔成怕热，却又要沉下心完善文稿。他琢磨出个法子，每天带着面包、汽水到家门口的地铁站里，找个角落，一坐就是一整天。

　　“那时候录音用的是开盘式录音磁带，金贵得很，录时不能修改，念错一个地名，可能整段节目就白费劲了。”袁田回忆，父亲每次进录音棚前都要把脚本背到滚瓜烂熟，语气的轻重、停顿的长短都要反复拿捏。

　　袁阔成常说：“说书人的肚子，得是个杂货铺子。”他看书向来很杂，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常识无所不涉，这也是他能将各类故事讲得透彻的底气。对同样踏入评书行业的女儿，袁阔成立下严格的规矩：每年必须读五本书，其中有两本得是艰涩的理论著作，不仅要领悟，还得背诵关键章节。而这些要求女儿完成的作业，他自己都会提前掌握。

　　后来，袁田接到播讲故事《李大钊》的任务，但文稿干巴巴的，缺乏细节。她扎进档案馆查阅资料，到李大钊生活过的地方走访、考证，从历史中挖掘鲜活的故事，凝练成饱满的人物。那段日子她瘦了十几公斤，作品虽只有三讲，却让她真切体会到何谓“立书”——走进故事，用血肉与心神把骨架填满，才能赢得听众的认同。

　　对于评书传承，袁阔成有自己的一套章法。他要求袁田在讲每一部长书前必须将原著“通读、细读、重点读”，连续三遍，还要做详尽的笔记，理顺人物关系与故事脉络，标注出每个人物的声口、步态、神情。他告诉女儿：“你心里得有个小舞台，谁在哪儿站着，谁跟谁说话，场景是明是暗，都得一清二楚，容不得半点含糊。”

　　袁阔成的艺术视野十分开阔。传统学艺讲究一板一眼，严守门户与程式，可他偏要打破这个藩篱。他自幼练武，摔跤、枪术、刀术都拿得起来，步入老年后，他每天清晨仍到陶然亭公园练剑。他对袁田解释：“说书人的身段太重要了。你学武将亮剑，自己没练过武，比划出来轻飘飘的，哪能显出人物的劲道与气魄？”他在四十多岁时说《杨子荣舌战小炉匠》，能一连串筋斗从台口翻到台中间，站稳时身如劲松、面不改色，引得台下观众齐声喝彩。也是从袁阔成开始，袁派评书大大增强了表演性，更讲究身段气韵，将这门艺术推向了新的高度。

　　袁阔成的朋友圈涵盖戏曲、曲艺、书法等领域。他曾向京剧名家方荣翔、于魁智请教身段动作；向北京人艺的话剧表演艺术家郑榕讨教人物塑造方法。他与作曲家雷振邦是好友，两人通信探讨音乐休止符的妙用；还与歌唱家郭颂切磋丹田气息的运用。他把音乐的节奏感融进评书，在关键台词后特意留白，让故事的韵味愈发绵长。袁田说，以前她常与父亲一起去听交响乐，观演后，要向父亲交作业——说说自己的心得，想想如何把这些门道化到评书里。

　　生活中的袁阔成颇有情趣。他爱喝酒，与赵连甲、李金斗等好友常去小饭馆小酌，三两白酒下肚，谈艺论道不亦乐乎。他爱下棋，爱养猫、养花、养鱼，几十年如一日坚持练武术，可一旦沉浸到艺术创作里，这些爱好便会被他抛到脑后。

　　袁田回忆：袁阔成养过一缸热带鱼。那时候没有恒温水箱，换水时要调配冷热水温。赶上他筹备讲非洲故事的评书《赤道战鼓》，白天黑夜都在琢磨情节。一天，袁田放学回家，刚迈进家门，就见父亲正端着一盆开水往鱼缸里倒，鱼已经翻着肚皮漂了起来。还有一次，他边浇花边琢磨书词，水漫阳台、渗到楼下，邻居找上门，他才发现水浇多了。这些带着烟火气的趣事与憾事，拼凑出一个更真实的袁阔成。

　　归来是传承

　　前路亦可期

　　“天津是我父亲的出生地，也是我的根。”提到回天津发展的原因，袁田的语气里满是深情。1929年，袁阔成出生在天津西站附近树德里大街一座平房小院。年轻时，他常在天津演出。从20世纪80年代起，他连续五年受邀到中国北方曲艺学校讲课，每次都是系统授课六个小时，再留两个小时给学生们展示实践成果。后来，天津市曲艺团的专业演员都来旁听，大家都想多学些袁派评书的真东西。

　　父亲对天津的情结，在袁田心中也扎了根。小时候每逢暑假，她都来天津的姥姥家小住。红桥区纵横交错的胡同、南市街头飘香的小吃，还有天津观众对曲艺发自内心的热爱与懂行的喝彩，都一一写入了她的记忆。“天津是实打实的曲艺窝子，观众懂评书、爱评书，不用多铺垫，只要你说得地道、演得传神，大家就愿意听。”也正因为这难以割舍的情感与曲艺沃土的吸引力，袁田最终选择回到天津，扛起传承袁派评书的大旗。

　　她在南市庆有西里社区创办了“庆有袁书场”，坚持常态化演出，至今已有两年多，吸引了不少老观众和新面孔。2025年，她将评书带进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等高校，本来还有些担心当下大学生对评书的兴趣不浓，没想到，近千个座位的礼堂次次座无虚席。学生们听得入神，散场后还会围着她探讨剧情与表演方法。“看到年轻人的好奇与认可，我就看到了评书传承的希望。”袁田欣慰地说，她已收了26名徒弟，计划再吸纳一批有志于评书传承的年轻人。

　　袁田心里有一长串计划：带着红色文化、津沽文化两大板块的特色课程走进中小学课堂，让孩子们感受评书的魅力；筹建袁阔成纪念馆，收藏展示评书手稿、演出道具；整理出版袁阔成未面世的评书脚本，让更多人了解袁派评书。

　　“我父亲一辈子都在琢磨怎么让评书变得更好，怎么让更多的人喜欢上评书，我也想沿着他的路走下去，把这门艺术传下去。”袁田说，她最大的心愿是让年轻人知道，评书不是束之高阁的古董，它既能讲透千年的历史，也能说尽当下的人间。她要在天津这片滋养了无数曲艺名家的沃土上，让袁派评书生根发芽，让这门古老的艺术枝繁叶茂、生生不息。

　　对话袁田

　　创作新评书

　　探索新模式

　　记者：您提到刚入行时，父亲不让您直接跟他学，非得让您出去拜师。现在回过头看这段经历，有什么不一样的体会吗？

　　袁田：这事儿啊，现在想想，心里早就没疙瘩了，反倒明白了我父亲的苦心。那时候我不懂事，觉得家里现成的老师不教，非让我绕远儿，心里委屈。后来自己带了徒弟，才咂摸出滋味儿，他是怕我圈在家里，只学一家的样儿，口气、路子都僵了。出去拜师，眼界就打开了。我跟着李鹤谦先生学的不仅是活，还有别人家的门道、气象。自己闯一闯，碰碰壁，才知道江湖多大、说书的路子多宽。后来我父亲再点拨我，那我的感觉就不一样了——他能给我“领”，我也能自己“走”了。这大概就是老辈人的智慧吧：真疼孩子，就得把他推出去见见风雨。我现在教徒弟时也常想起这段往事。传承，不是照着一个模子去刻，而是要在心里先有自己的方圆，再回来接家里的规矩。

　　记者：您觉得当下要想发展评书艺术，会遇到怎样的挑战？您做了哪些针对性的创新尝试？

　　袁田：挑战有两个：一是观众断层；二是形式单一。了解评书的观众，年龄大多在四五十岁以上，他们有情怀，是听收音机长大的，可他们当中很多人也没有精力坐下来听评书了；年轻的朋友对历史故事不熟悉，没耐心听长篇大论，觉得评书太古老，而且就是一个人、一张嘴，又不怎么搞笑，太冷清了。为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做了不少探索。比如，把长书拆短，录成十来分钟一段，发到网上，让大家等车、吃饭时听一小段。我们也创作了一批贴近当下生活的新作品，包括《南来北往》《官途》等，拓宽题材。另外我们也在努力丰富表现形式，和天津京剧院合作，在舞台上，他们唱戏，我们说书，互相补充。我们还排演了“评书剧”，几个演员一起演，加上灯光、音乐，挺有戏。年轻人反响不错，说没想到评书还能这么演。

　　记者：对有志于从事评书艺术的年轻人，您有什么具体的建议？

　　袁田：首先，要耐得住寂寞。评书是慢功夫，没有十年八年的积累，成不了气候，不能指望一下子就出名、挣钱。我父亲说过，一天不练自己知道，两天不练家里人知道，三天不练观众知道，必须每天坚持读书、练基本功，把知识面拓宽，才能做到“说啥都知道”。其次，要爱学习、善借鉴。不能只盯着评书，要多了解其他艺术，看看别人是怎么表演、怎么吸引观众的。现在的年轻人能接触到更多的资源，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会取长补短。第三，要守住初心，不要太功利。现在评书市场确实不景气，票价不高，演出机会不多，但不能因为挣钱少就放弃。要想想自己为什么喜欢评书，是因为热爱，还是想通过它实现什么？如果是真心热爱，就会愿意为它付出，哪怕过程辛苦也值得。我相信，只要把功夫下到了，把书说好，总会得到观众的认可。传统艺术也一定能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

　　（图片由袁田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