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这年秋天，保定陷落，冀中大水。原本要回同口小学继续教书的孙犁行程受阻，只好窝在安平家中。平静的生活被打乱，命运也就此改变。经同学侯世珍介绍，孙犁去了驻扎安国的人民自卫军处。在政治部，他见到了同口小学的同事阎素、陈乔和老同学李之琏，很是高兴，但加入队伍的事被父亲拦下，旋即被带回东辽城。1938年春节过后，李之琏、陈乔受吕正操司令员委托来访，经父亲同意，孙犁到人民自卫军政治部从事抗日宣传。从这一刻起，他算是正式参加革命工作，进入到晋察冀边区抗战大家庭中。

　　孙犁之前曾是左翼爱国文艺青年，写下了《自杀》《麦田中》《〈子夜〉中所表现中国现阶段的经济的性质》《新舞台的角色》等作品。侯世珍、李之琏等中共党员逐步将他引向革命，但他婉拒了入党的提议。参加抗战是出于家国情怀，也是“怕沾官事”的父亲再三权衡的结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晋察冀边区，只要愿意从事抗战工作，不管是不是党员，都会受到欢迎，这就为孙犁这样的“同路人”在边区的生活留下了空间。

　　孙犁在人民自卫军政治部只是帮忙，为路一主编的《红星》杂志写稿，编写了一册《民族革命战争与戏剧》，做了不少事。1938年春，冀中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成立，孙犁任宣传部长，开始根据要求有序开展工作，曾与王林一起到蠡县，为新世纪剧社成员讲“旧形式改造问题”。8月，抗战学院成立，经陈乔介绍，他担任教官，主讲抗战文艺和中国近代史。1939年春，因日寇进攻，抗战学院解散，孙犁被疏散到路西，懂得党内规矩的王林为他以冀中区七地委书记张雪峰的名义开了介绍信，但他以为“既是抗日，到处通行，何劳他人代为先容，竟将信毁弃”，这一做法使组织无法对其进行审查，自然不能轻易将他招进来，就安排他在一个小山村等待，直到若干日后，冀中区党委书记黄敬过路西，为他作证，他才正式“入编”。1939年至1944年，孙犁在路西生活、工作，只在1939年、1941年回过两次家。前一次时间很短，后一次在家乡呆了近半年时间，应王林之请，参编《冀中一日》，写《区村和连队的文学写作课本》，为业余作者讲课。1944年4月，孙犁随华北联大教育学院去延安鲁艺，过了大半年平静充实、教书写作的日子。1945年8月，他随华北文艺工作团从延安来到张家口，强烈要求调回冀中，一边参加实际工作体验生活，一边从事创作。孙犁先是在蠡县蹲点三个月，后来写了代表作《钟》《碑》，之后到白洋淀地区采访，写了反映农民翻身后过上幸福生活的系列特写。1946年7月，他奉命主编文化杂志《平原杂志》，同时又到博野、饶阳等地参加土改，直到1948年土改结束。其后孙犁又出任深县宣传部副部长，主管社会教育，上级评价他是“知识分子与工农干部结合的典范”。

　　从1938年起，编辑一直是孙犁的主要工作。1938年，他编写了一本诗集《海燕之歌》，1939年在晋察冀通讯社，编辑了边区第一本文艺刊物《文艺通讯》，并以编辑的名义为各地通讯员写指导信，后来在此基础上，出版了《论通讯员及通讯写作诸问题》，社长刘平亲自作序予以鼓励。1940年到1943年，孙犁在边区文协驻会，主持文协机关刊物《鼓》和文联机关刊物《山》，参与编辑《晋察冀文艺》。1946年至1947年，他在冀中主编了文化杂志《平原杂志》。从数量上看，边区时代孙犁写得最多的是新闻类作品，共52篇，包括特写18篇、通讯7篇、时评14篇、编辑杂记13篇，另有作品评论和文艺杂谈47篇，也是特殊环境下文艺编辑的“职务写作”。可以说，孙犁将主要精力用在了扶持作者和编辑工作上。编辑之余，他还辅导业余作者，包括在各种通讯员培训班讲课，到华北联大文艺学院兼职。他的许多文章、著作，就是当时的讲稿，如《区村和连队的文学写作课本》。这些工作使他在晋察冀边区声名远扬，边区文协机关刊物《晋察冀文艺》为此做了专门报道。

　　编辑工作之外，孙犁又拿起笔搞起了文学创作，先是写诗，后来写小说。1945年在延安，一篇《荷花淀》使孙犁在整个解放区声名鹊起，作家之名逐渐掩盖了他的编辑身份。边区时代，孙犁的文学写作有三个高潮，分别是1939年以《白洋淀之曲》为代表的叙事诗创作，1945年和1948年以《荷花淀》《光荣》为代表的小说创作。

　　在这个大家庭中，孙犁受到战友的欢迎、呵护。从1939年至1943年，每年的9月至12月，日寇常对边区发动大规模“扫荡”。边区机关干部分成若干小组，组内每人腰间挂一瓶墨水两颗手榴弹，边转移，边搜集素材，为报纸写通讯。1939年，孙犁与夏风、董逸峰一组第一次到雁北。雁北的冷风令他有点猝不及防，董逸峰将一件缴获的日本黄呢大衣给了孙犁。即使这样，途中孙犁还是因伤寒高烧不退，所幸雁北行署主任王斐然是孙犁在育德中学时的老师，带着他到处转移，与日寇周旋，才使他渡过一劫。1943年，他与华北联大教育学院学生一起转移，在繁峙一带山区，因借老乡不洁剪刀剪发，致使其项背生水泡，高烧。领队傅大琳派随队的康云医生、刘护士及一位姓赵的同学负责照料，将他转移至小村蒿儿梁，住村长郭四家，使他安然躲过围剿，后顺利回到驻地。

　　孙犁曾说，当时边区搞写作的就那么几个人，彼此走动频繁，相互熟悉。这些人性格各异，邵子南热情，康濯沉静、细心，曼晴敦厚，他们因诗结缘，话题不断。其中，田间是孙犁最重要的一个朋友。1939年5月14日，晋察冀通讯社成立，他们成了同事。田间将延安的街头诗运动搬到了晋察冀，发动一众诗人参与进来。孙犁受此感染，开始叙事诗写作。1940年边区文协成立，作为文协副主任的田间把孙犁等调来驻会。两人朝夕相处，情义日厚，他对孙犁的影响日渐深入。1942年8月，经田间与陈山介绍，孙犁入党，开始过上组织生活。这一时期孙犁致田间的信，从生活小节到思想动态几乎无话不谈，有面对周围同志非议的苦闷，有办刊思想的沟通，有对田间鼓励的振奋。是倾诉，也是“思想汇报”。孙犁的朋友，不只有同行，也有爱好文艺的“武将”。比如当时七分区司令部参谋长时达，曾写过短文《阵地》，被收入孙犁编辑的《冀中一日》第二辑《铁的子弟兵》中。时达在冀中结婚，远在路西的孙犁得到消息，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祝贺信，还特地附上惠特曼的诗歌助兴。孙犁家中有事，时达也会帮忙处理，1942年秋冬季节孙犁长子孙普夭折的消息就是他通知的。

　　抗战时期，孙犁与边区大家庭奉行相同的家国理念，这也是这个家庭接受孙犁、孙犁也能在其中安心工作的原因。孙犁希望保持一点个人自由空间，做一个“散兵”。想法看似简单，实际上很难做到，因为它与“一切行动听指挥”的革命理念稍有矛盾。在晋察冀通讯社，每逢党员开会，他不能参加，内外有别的距离感油然而生。侯世珍、刘亦瑜、刁之安等同学的遭遇，给孙犁带来了极大的振动，也使他对革命队伍的观察更趋理性。侯世珍是育德中学高中师范班的学生，与孙犁同住一个宿舍。刁之安是侯世珍的同学，初中时比孙犁高两届，小时候住安平姥姥家，与孙犁算半个老乡，重义气，在学校对孙犁多有照顾，毕业后曾在北平黑龙潭小学教书，1935年孙犁在北平去职回家前还曾专门看望过他。刘亦瑜是孙犁的同班同学，他们也是抗战学院的同事。侯世珍和刘亦瑜在肃托运动中受到影响而故去，刁之安也曾受到不公正对待，早早郁郁而终。朋友的处境孙犁看在眼里，伤感萦绕于怀，久久不散。他的纪念文章共有四篇：《爹娘留下琴和箫》《老刁》《宴会》《同口旧事——〈琴和箫〉代序》。《爹娘留下琴和箫》是1942年的一篇小说，因其内容隐晦、感伤，发表后被孙犁自己一直隐藏，直到1980年才重新拿出来在《新港》第2期发表，该期配发的《同口旧事——〈琴和箫〉代序》，回顾了他与侯世珍的交往经历，作为小说的一个注脚。对侯世珍的离世，孙犁惋惜之余又有着清晰的认知：“我们的国家，封建历史的黑暗影响，积压很重。患难相处时，大家一片天真，尚能共济，一旦有了名利权势之争，很多人就要暴露其缺点，有时就死于非命或非其所了。”这就不只是对侯世珍等人死因的总结，也是对当时革命组织内部问题的文化反思和人性感悟。

　　边区时代，孙犁的另一个困扰是在文学创作上，无论他怎样努力，似乎都摆脱不了一些人对他作品“没有正面表现抗战”和“小资情调”的指责。客观地说，孙犁一直在敌后工作，没有正面作战经历。他的几篇战地报道，多是事后采访，只有1947年写的《光复唐官屯之战》充满了战斗的紧张感，那次是他离战场最近的一次采访。孙犁在晋察冀通讯社、边区文联、文协工作，作品中的故事很多来自身边的战地记者和冀中来的朋友，也有一些取自一线战士、群众的投稿。在后方，他参加识字班、业余作者训练班，讲课之余，常会观察妇女活动，体察她们的喜怒哀乐，这才有了那些描写妇女的著名作品。在孙犁看来，抗战文学要反映出“这一时代人民的精神风貌”，它既包括对正面战场将士们浴血奋战和牺牲的描写，也应包括对敌后日常生活中普通百姓为抗战所做的牺牲，他们的坚韧、乐观，战争中所经历的生离死别，他们的自我觉醒的再现，还应包括作者作为一个个体真实而独特的思想、感情的细致表达。这一思想明显有别于当时流行的抗战文学理念，这种理念要求作品聚焦于正面战场上战士的英勇无畏，以求表现与宣传的统一。孙犁追求的是一种“史笔”，而不仅仅是配合宣传，他的现实主义是以传统的实录精神为核心，更强调用知识分子的语言写知识分子眼睛看到的抗战生活，“英雄主义”之外还要有“人道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