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只要我想起跤坛，那种刻骨铭心的感觉就油然而生。我从小习武好跤，真正进跤场摔跤是1962年高中毕业后在天津近郊插队务农时开始的。那时，我不甘心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单调生活，每天不管干农活儿多累，苦练二五更的功夫从不间断：夏天，生产队清晨5点上班，我把闹钟定在4点，练功一小时再去干活儿；冬夜，穿着秋衣秋裤在寒风中练不出三番汗绝不回屋睡觉。我有过摔败天津市冠军的喜悦，也有过被无名小卒摔败的沮丧，这些都似过眼云烟随风而去，唯有跤坛前辈白宝森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对我施以援手的关爱至今难忘。

　　1964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在大直沽跤场与一熟人对阵时，不慎被对方摔折了左侧锁骨。断骨把皮肉支起老高，用手一摁发出嚓嚓声响，而且恶心要吐，剧痛也随之而来。骨折的痛苦折磨着我的肉体，精神上的压力蹂躏着我的心灵——当时医疗无保障，歇班没工分，我这个幼年失去父母又毫无积蓄的穷社员犹如受伤的孤雁，一下子栽进了万丈深渊。在我愁肠百结时，白宝森老师闻讯赶来。他看了我的伤势，立马将我就近送到中医杨大夫家诊治，正骨贴药之后，白老师就让我住进他家。

　　白老师是赶大车出身，当时是河东胜利马车运输社的行政领导，因在摔跤界德艺双馨负有盛名，他还是天津市重竞技协会副主任。这之前，我对白老师只是仰慕，与他并无交往，现在老前辈不仅帮我治伤，还半夜三更惊扰家人让我住进他家，我只能把感激之情默默地铭刻心中。

　　正骨后的伤处如此难受，不论身上哪个部位一动伤骨就开始疼，走路须轻轻地挪，喘口大气都疼，而且疼起来没完没了，还总是咳嗽。杨大夫给我正骨后的第五天晚上，白老师请来了民间接骨高人李师傅。李师傅检查完我的伤处后说：“白老师，如果不是看您的面子，我不会接这样的‘破活’，断骨错位没接上，必须扽开重接。”这时我才明白，白老师每天下班回家好歹吃点饭又骑车外出，是在为我寻医问药，而且托人买来十分昂贵又极难买到的接骨良药——麝香。说来神奇，重新接骨贴上含有麝香的膏药后，我的疼痛锐减，走起路来也轻松自如不疼了。我在白老师家里住了整整一个月。其间，老师在生活上对我照顾入微，并教我许多撂跤技艺，而且还讲了跤坛好汉在旧社会行侠仗义的传奇故事，为我后来从事写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当时我就认定，白老师本人就是仗义疏财扶危济贫的侠士，并且暗下决心：不练成出类拔萃的跤手，我就对不起恩师待我的一片苦心。

　　骨折痊愈后，我更加刻苦练功，很快成为全市小有名气的中国式摔跤运动员。可惜不久，“文革”中断了我的摔跤梦想。无奈离开跤场却不能切断我对跤坛的衷情。拨乱反正之后，各行各业逐渐恢复了元气，且随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展现出蓬勃生机，中国式摔跤也迎来重振机会。随着年龄增长，我不能再穿褡裢驰骋跤场，但总想着为中国式摔跤尽点微薄之力，于是就开始了以跤坛为题材的文学创作，用散文、传记文学、小说等形式，颂扬跤坛前辈侠肝义胆，敢于和恶势力及外国侵略者抗争的浩然正气和爱国情怀。

　　当我的“跤坛三部曲”小说陆续出版之后，著名作家冯育楠在《天津日报》发表文章评论：“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跤坛风尘》的出版，是对沉寂的中国跤坛发出的呐喊，但愿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倘若能起到一点作用的话，我想姚宗瑛同志定会感到由衷的欣慰。”

　　是的，我的文章若能对中国式摔跤的兴旺有点滴促进作用，我愿足矣！近年来，中国式摔跤作为比赛类项目重返全运会，令人振奋！但愿我们的国粹中国式摔跤不断发扬光大，走出国门，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