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一年中最寒冷的日子莫过于腊月。在记忆中，那时候的天气格外冷，大人们去生产队上工回来，眉毛和胡子上会结满霜花。车老板赶马车进城返回生产队大院，几匹老马的鼻子上都挂着长长的冰凌。然而，冰天雪地的寒冬腊月，却是孩子们最渴望的一段美妙时光。

　　“过了腊八就是年”，年关越来越近了，可我知道，家里置办年货的钱还没着落呢。但少年不识愁滋味，爹的苦娘的愁，小孩子焉能体会，我们每天掰着手指盼望年快些到来。因为过年了，能有新衣服穿，能吃上肉馅饺子，还能用压岁钱买糖块、买鞭炮。

　　早晨，朔风呼啸，皑皑白雪将村庄包裹得严严实实。我家的小土屋，在腊月凛冽的寒风中瑟瑟发抖。窗外传来父亲用木锨除雪的声音，母亲则在灶膛里点燃了秫秸，柴火“噼噼啪啪”的燃烧声，对我们来说是那样悦耳动听。我们兄妹几个蜷缩在被窝里不肯起床，不一会儿，母亲贴的一锅苞米面饼就熟了，食物的香气从门缝里飘进来。母亲把灶膛里的炭火扒出来装进泥火盆，用火铲压实后端进土屋。土屋里顿时弥漫了淡淡的烟雾，一股浓烈的柴草气息夹杂着苞米面饼的香味，钻进我们的鼻孔，勾着我们赶紧穿衣起床。

　　往年一进腊月，村庄里各家各户便开始筹备过年了。忙碌了一年，再困难也要赶个集、上个店，买年画、买红糖、买白酒，再买一张大红纸写对联。那年是我十二岁本命年，赶上年景不好，生产队的“日值”才四毛二。这就意味着，父母上一天工还挣不到五毛钱。那时候，我家人口多，兄妹四个尚未成年，家庭收入全靠父母在生产队挣那点儿工分。收成不好，年底不但分不到钱，还要欠下不少“三角债”。

　　父亲是生产队长，一心扑在队里，家里却是全村欠“三角债”最多的。那时各生产队有穷有富，有的队地多，当家的队长精打细算，搞点儿副业，年底算账“日值”就高。有的生产队土地贫瘠，加上干部谨小慎微，秋天场院里的粮堆就小，送完公粮，仓库里的存粮所剩无几，“日值”低，社员难免要饿肚子，吃“返销粮”。

　　小年已过，再有几天就是除夕了，但无论如何也要让社员们置办点儿年货把年过了啊。吃罢早饭，父亲紧锁眉头倚在被垛上抽纸烟，他愁啊，队里几十户人家都眼巴巴看着他呢。还没等我吃下最后一口饼，父亲就打发我去西街喊副队长王大爷和小队会计福田哥来家，他自己去喊后院的保管员有财叔。我猜测，队委会干部聚在一起，一定是商量过年的事。我穿上父亲前些日子进城给我买的旧棉胶靰鞡，鞋底垫上一层碎苞米皮，扣上狗皮帽子，领着大黑狗“卡藏”出了门，一路踩着厚厚的积雪往西街跑。

　　不一会儿，我家小土炕上就聚齐了队委会干部，几个人团团围坐，嘴里叼着纸烟吞云吐雾，都一声不吭。母亲用火铲把火盆上的炭火扒旺，给几个人沏上沫茶，墩子缸里浓浓的酽茶热气在杯口缭绕，但谁也不肯去喝一口。少顷，父亲率先端起茶缸喝了口热茶，忽然一拍大腿，斩钉截铁地说：“我打算把圈里那头伤了腿的花牤子弄到屠宰场去卖了，然后再杀两只羊，好让父老乡亲们过年！”副队长王大爷手一抖，纸烟差点儿掉在炕上，忙说道：“怕是不成啊！上边知道了咋办？”另外二人脸上也现出惊诧的表情。父亲说：“我跟工作组老高关系不错，出了事我自己顶着，这事就这么定了！”

　　腊月廿五这天，是山村整个冬天里最热闹的一天。我记得那天天气出奇地暖和，有点儿像春天。生产队要杀羊了！要分钱了！这消息就像一阵风，瞬间传遍了各家各户，还没等屠夫杨老三把两只羊绑好，生产队大院里就聚满了人。老人、妇女、孩子，每个人脸上都挂着微笑，人们有的挎个小筐，有的拿个小盆，恨不得马上装好肉回家。

　　杨老三是杀猪宰羊的好手，不出一个小时，就把肉剔出来摆放在队部的长条桌上。嘎子叔先将羊肉过秤，然后扒拉半天算盘，算出每口人能分几两肉。他拿着各户的名册，谁家几口人分几斤肉写得清清楚楚，一目了然。父亲坐镇指挥，嘱咐杨老三把剔出来的羊骨头砍成小块，在案板上按户数分成小堆儿，一户一堆儿，自己挑选。旁边的大火炕上，小队会计福田哥将卖牛的钱换成零票，按户发钱。我家六口人，分到了三斤六两肉，四元二角钱。

　　买年货的钱有了，年三十儿锅里也有肉煮了。此时副队长王大爷也从公社粮库风尘仆仆地赶回来了，队里从仓库的余粮里拨出来一些，换回点儿“细粮”。就这样，年三十儿各家各户也能包一顿白面饺子，吃一顿大米饭了。父亲站在土炕上跟大伙儿一拱手说，对不住老少爷们儿，今年只能这样了，大家明天去赶个“穷集”过年吧。

　　一转眼四十多年过去了，父亲已逝去二十多年，我们也从懵懂少年成为年近花甲之人。每当我想起当年父亲为了能让大伙儿过上年，被开了“路线分析会”，我总会忍不住泪流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