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人曾表示对《红楼梦》的厌烦，问其原因，多是嫌宝玉、黛玉等人矫情。但宝、黛率性天然，其情特“真”，怎么能称为“矫”呢？其实，人们是不理解宝、黛等人的表达方式，嫌他们絮叨磨叽、别扭腻歪。对这类人物，情感细腻的读者容易共情，甚至觉得自己宛然是现实中的宝、黛，有人谓之“代入感”，而这类读者因为共情，常忽略对文本的细读与客观审视，实际是“出”得多、“入”得少，也就是把文本中的人物过多地拉到自己的世界，自己却没有更多地深入文本之中，而是站在自己的角度给予人物无限的同情与赞美；至于性格爽快的读者，则根本连“入”都嫌麻烦了。

　　“矫情”是旧有词汇，读jiǎoqíng，指不真、曲饰之情，《三国志》中“矫情自饰”一语即有此意。宝、黛的情感确有不直白袒露的成分，可称“矫情”，却非我们口语所谓“jiáoqing”。《现代汉语词典》释“矫情（jiáoqing）”为强词夺理、无理取闹，似无法概括生活中的全部情况，日常我们也称唠叨、爱争辩为jiáoqing，jiáo在一些地方文献中作“嚼”，盖以突出嘴上说个不停的特征。jiáoqing（嚼情）在有的地方又常读为jiáoxing（嚼性），轻声的qing、xing侧重体现的不是情感，而是情状。

　　所以，我们到底嫌人物的什么？若嫌情感上矫揉造作，就是嫌其jiǎoqíng；若嫌语言上喋喋不休，就是嫌其jiáoqing。书中的宝、黛，两种情形都有，宝玉更甚。

　　如第二十八回，俩人正闹别扭，宝玉用“从今后撂开手”等话头儿引黛玉注意，终于获得黛玉的追问，说出一大段表白，鸡毛蒜皮，掰开揉碎，现实生活中很多女生听到这样琐细絮烦的表白，其实是抵触的，但黛玉正需要这种细腻的关怀和真诚的解释，估计也就不嫌其嚼情了。宝玉还扯到自己没有亲兄弟姐妹，但他明明有兄弟姐妹，于是又申说那都是“隔母”的，最后说自己是白操心、太委屈，接着就哭起来。现实生活中这么能说、爱哭的男生，到底是什么性格？会受女生欢迎吗？假设把这类情节表演出来，若演得真实，可能就会类似青春偶像肥皂剧，人物表现得就会多情而无脑、无聊而肉麻，想要摆脱肤浅的效果，演员可能就要拿腔作调起来，有点儿像朗诵、演话剧，用表演情态较生活实际的过度甚至夸张，抵消人物话语的“嚼情”，让观众感到这本来就是演出来的、艺术化的；某种程度上，与真实的生活语言产生了审美的距离，具有另一种感情的冲击力。

　　为了受欢迎，宝玉总能顺着女孩儿的喜好，及时应变。如第三十一回，晴雯跌折扇骨，宝玉责怪两句，本在情理之中，不料晴雯大肆发作，引起风波。可见晴雯的过分，正是宝玉日常对其娇纵的恶果。但当晚宝玉气消，借着酒劲儿又惯着晴雯撕扇，不但撕自己的，还殃及麝月的。宝玉行为上是惯着晴雯，实质是放纵自己的公子习气。他所说的“东西原不过是借人所用，你爱这样，我爱那样，各自性情不同”曾打动过很多人，认为这是天性解放的象征，殊不知这是非常肤浅的见识。他说毁坏东西本就可以，“只是别生气时拿他出气，这就是爱物了”，既然同样是毁坏，拿来出气也是一用，为何不可以？高兴时撒欢儿怎么就可以？

　　此类最甚者当数第二十二回宝玉的参禅偈和《寄生草》，前者尚能通顺，后者实在矫情，看似深奥，其实很是肤浅，难怪经不住黛玉的考问。而黛玉的“无立足境，是方干净”看似“悟彻”，也只是文字游戏，她本人根本无此觉悟，也不该有此觉悟。但凡有些禅语常识的人都能这样造句，反正是将一切之“有”都归于“无”，否定一切就是。据此我们也可以“无有干净，是方真境”“无真无境，乃可云净”地说下去，又有什么意义呢？

　　可见，作者是把人物的矫情和嚼情紧密结合在一起，非常形象地塑造出来的。这是否意味着人物塑造的失败呢？恰恰相反，这是雪芹文笔的成功，他塑造的本就不是常人，在常情常态中总要有超凡升华的意义，且要承载全书主旨的太多内涵。且宝、黛的年龄及他们的生命体验与其矫情和嚼情正相符合，这是一种半幼稚半成熟的表现，也是从未悟走向觉悟的过程的体现，恰恰符合青春生命的状态。以特定的形象，写出了无数常人经历过的成长体验，读来怎不令人莞尔一笑、喟然长叹呢？即便与宝、黛性格迥异的人，也会经历青春、发育、成长，也就会有参照的反思，遇到与宝、黛类似的人也就会多些谅解与同情。

　　矫情与嚼情不以话多话少为标准，“静日玉生香”那回，宝、黛躺在一起嬉戏玩笑，说了那么多话，宝玉还讲了一个很长的无稽的故事，整个情节却显得那么轻快、清新，平淡的天真让人百读不厌。人的一生，这样的经历太少，少一些矫情与嚼情，会拥有更多轻松的美好。

　　（魏暑临的系列文章“红楼微语”已刊发完毕。从下期开始，本刊将连续刊发罗丹的系列文章“徽章上的天津文化”。——编者）